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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与互补的诗歌写作 ——我看“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
[2006-9-19]
作者：王光明
来源：转载
点击数：4893
【原文出处】南方文坛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26～27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相通与互补的诗歌写作
——我看“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
【 作 者 】王光明 【 正 文 】 二十多年来中国诗歌的反叛与求索，既是一个不断演示生机和可能性过程，也是不断暴露历史创作和后遗症的过程。近年诗坛沸沸扬扬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虽与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不可同日而语，是由于诗学“立场”不同，是“自家兄弟”的意见分歧（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基本上是制约文学的权力与文学反抗这种权力的论争，是权力化的意识形态与“文本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而“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则基本上可视为诗歌内部不同观念、不同风格的论争）。然而，排除其“话语权力”和市场份额的争夺等非诗的因素不谈（在一个“消费”诗歌的时代，被挤到边缘的边缘的诗歌正陷于“无人之阵”中，真正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谁理会你“旷野里的相煎”），值得重视的恐怕还是诗歌自身存在的问题。
争论是必要的。尽管两本趣味不同的诗选（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和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是这场论争的触媒，但诗歌风格趣味的不同却可以上溯到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代诗”与“纯诗”的追求。80年代中期，随着朦胧诗的自我反省和“第三代”对朦胧诗的反叛，当代诗歌开始了它的“第二次否定”，杨炼曾宣称这是“诗，从自发转向自觉”的变化，他说：“所谓‘自发’，指1979年开始的青年诗人们的‘第一次’，诗带着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和希望，在墙上宣言或手中默默传递，以有限的西方现代诗手法为借鉴，在诗人的良心所不能接受的世界上要求人心和正义。”而所谓“自觉”，则“体现为建立一个诗歌实体的努力。它应当既充满现代经验又穿透这些经验背后历史的独特性，既体现为现代语言又把握住传统作用于某一语言内部的种种内在因素。通过‘自觉’，把本来只表示地域的‘东方’提升到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上。”（注：杨炼：《诗的自觉》，《当代文艺探索》（福州）1987年第2期。）现在看来， 这种“建立一个诗歌实体”的现代主义理想并没有如期实现。这既由于持续的过程（无论它几次），不一定就体现为诗的自觉趋近而不会产生别的迷思；也由于诗很难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和“诗人的历史”而凌空建构“诗的历史”。实际上，“否定”式的诗潮从来就没有摆脱否定对象的牵制，无论是希望通过“拒绝隐喻”来获得日常生活诗意和“语感”的第三代诗歌的“美学暴动”，还是疏离意识形态的“纯诗”运动，甚或近年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尽管也表现出诸多弥足珍贵的反思精神和诗学觉悟，但在思维方式和操作规程上，是否真的摆脱了二元对抗的幽灵笼罩？不止一个学者认为朦胧诗以来的中国诗歌具有行为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足够说明中国诗歌并没有完成从“诗人的历史”向“诗的历史”过渡。“圭臬之死”后，我们争于竖立旗帜，发表宣言， 表明立场， 宣布“pass”，谈论诗歌某个阶段的结束和开始，然而诗歌不是日历，翻过某页就是全新的一天。
诗歌的探索和可能性正在展开，而现代汉语诗歌的先天不足及其后天的创伤也没有成为历史。尤其是当诗歌的压力由硬变软，由一变多，由外变内，由看得见变得看不见；艺术的考验由集体转向个人，由姿态转向文本的时候，中国诗歌是否提升了回应现实和历史的境界与视野？朦胧诗从国家化的诗歌中浮现出了一代人的声音，而朦胧诗后的种种探索则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朦胧诗让人感受到了人与诗的尊严和压抑，而朦胧诗后的诗歌探索则进一步让人看到了个人感受、语言的解放和分裂。然而，当诗歌真正需要具体个人的精神境界、才华、素养去承担它的时候，我们是否承担得起？当人们感受到诗歌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需要梳理、反省与澄清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敏锐的感受力和不怀偏见的胸怀，以及足够的思想、知识准备去面对它？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诗人、诗歌批评家或诗歌读者，是否真的理解和虔敬诗歌？这场争论是否意味着在朦胧诗进入诗歌史之后，在诗歌话语场地内部，双方正在进行“入选资格”的论辩：谁能代表90年代诗歌的成就？谁将在朦胧诗之后进入中国的诗歌史？
本文不想就这些问题表达对朦胧诗以来的中国诗歌的感受和观察，仅就“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这场争论而言，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群落、入选者“座次”的关注远远超过文本质量的关注？为什么本来可以导向90年代诗歌问题的反思、对话的讨论却成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展开对决的场地？
“民间诗歌”（又称为“民间立场”）按诗人于坚的看法，是发韧于“民间话语的起义”的“第三代”诗歌，“第三代的出发点是语言，……在第三代诗人那里，由日常语言证实的个人生命的经验、体验、写作中天才和原创力总是第一位的”，“民间的意思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从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注：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位诗人韩东则把它的历史上溯到油印刊物《今天》的出版，认为“真正的民间即是：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与喑哑之地；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斗争。”（注：韩东：《论民间》，《芙蓉》2000年第1期。）
而“知识分子写作”，则是诗人西川与陈东东、欧阳江河于1987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时提出来的（注：《西川创作活动年表》“1987年”下记载“8月，在河北北戴河与诗人陈东东、 欧阳江河等一起参加诗刊社举办的第七届‘青春诗会’，并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写作’。”见西川《大意如此》第29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在西川的心目中，它意味着在诗歌写作潮流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在经验与情感的形式化方面作自觉的努力，即他所说的“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校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和以反抗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同时“在感情表达方面有所节制，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纯粹的高贵的质地，在面对生活时采取一种既投入又远离的独立姿态。”（注：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欧阳江河则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抗议的主题被耗尽，群众写作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有语境与语言策略的考虑、寻求阶段性活力的诗歌实践。他认为“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他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证实了纳博科夫（V.V.Nabokov ）所说的‘人类的存在仅仅决定于他和环境的分离程度’；另一方面，它又坚持认为写作和生活是纠缠在一起的两个相互吸收的进程， 就像梅洛－庞蒂（M. Merleau —Ponty）所说的，语言提供把现实连在一起的‘结蒂组织’。 一方面，它把写作看作偏离终极事物和笼统的真理、返回具体和相对的知识的过程，因为笼统的真理是以一种被置于中心话语地位的方式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保留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终生热爱。”（注：欧阳江河：《’89后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今天》（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期。）
这样，无论从他们的作品看，还是从他们各自表述的观点看，我们都可以看到争论双方在某些立场上的相通之处：尤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个人立场和对语言表现力的重视等方面，更是他们继“朦胧诗”之后共同争取也共同拥有的品格。区别仅仅在于，在“朦胧诗”的集体经验向个人体验转变的过程中，发韧于“第三代”的“民间写作”更强调面对“中国当下日常生活经验”和口语的表达效果；而对生活与诗歌、现实与语言的非等同关系已经有所警觉的“知识分子写作”，则更注意如何把经验转化为诗歌的话语秩序；——它们对“朦胧诗”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有某方面的针对性（这个问题又与历史上长期未能澄清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相关），但争论中却由于不能辩证看待自己的“立场”而偏离了更有理论意义的方向。
实际上，“朦胧诗”发展到后来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道德抗衡姿态的僵化和表达方式的体制化，陷入了游离文学“肉身”的危机。文学作为一种结合了感性经验和美学要求的符号实践，必须适当保持与抽象“真理”和生活经验的距离，如同齐白石所言，必须让它处于似与不似之间。但“朦胧诗”很大程度上把抗衡姿态和意象化、象征等手段仪式化了。因此，“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反思“朦胧诗”的阴影和批评标准，消除道德抗衡的迷思，寻求新的诗歌活力，对于中国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从“他们”、“非非”出发的“第三代”诗歌希望面对日常生活经验和口语的活力，体认正在变化的复杂的中国现实，是在以“内容”的物质性破解诗歌体制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而“后朦胧诗”则从经验的形式化和艺术独立的要求出发，对“生活”采取既投入又远离的姿态，表现了以“形式”的物质性纠正“意义中心主义”的愿望。在这种意义上，“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都是具有互补意义的诗歌话语实践，各自都有问题的针对性又不可单方面强调过分而走偏锋。因为无论“内容——意义”的物质性或形式物质性的单向追求，最终都可能因文化言理中心的影响而忽视边陲，走向专制：过分强调“内容”的现实性，会产生符征萎缩、符旨独霸的问题，使诗人的个人感受力和创造性欲望无法顺畅运作，因而必须以符征的物质性冲击内容的物化现象，让它们形成对话与互动；而“形式”和语言自我繁衍力的单向追求，则会产生符旨萎缩、符征独霸的现象，丧失感受力和创造性欲望发挥的基础，必须以“内容”的物质性来冲击它，使之重新获得接纳现实经验的能力。
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而且其中触及的问题也早有人有所触及，比如陈超在90年代初就从成批生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中看到了逃避生存的倾向，提出先锋诗歌的“纯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要在“打开”当代经验中获得的问题（注：陈超：《深入当代》，《诗歌报》（合肥）1993年第2期。）；90年代中期， 面对“后朦胧诗”出现的感受力和语言的解放，臧棣也从文本性的角度看到了其对主体和语言的“自我耗损”，提出了写作的限度问题（注：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而在诗人那里， 既有于坚那样以“拒绝隐喻”的方式接纳当代经验的追求，西川那样面对“强行进入”的历史打开语言大门“容留”复杂经验的努力；也有许多语言和形式上的新见解。就个人而言，我同情、理解从“他们”、“非非”出发的“第三代”诗歌，面对十几年褒贬不一的争论，争取自己的合法性和诗学定位的心情；也对通过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写作”来“敞开”诗歌的空间和建立诗歌本体秩序的“后朦胧诗”心怀敬意。但我不认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是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诗歌写作的恰当命名（这样的命名既大于诗歌又小于诗歌），更对论争中一些望文生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虚构论敌的作派感到忧虑。我们怎样从内心出发尊敬诗歌，既能从相同中发现差异，也能从差异中看到相通的东西，从诗歌面对的真实问题出发来讨论诗歌？我觉得，在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条件下，在当代诗歌探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的今天，诗人和批评家有许多比辨认身份、安排座次、确定份额等更重要、与诗歌发展关系更密切的问题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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