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中国诗坛事件
[2004-1-9]

作者：刘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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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的大幕刚揭开，诗坛就有“好消息”——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扬子江》诗歌双月刊在试刊３期后获得正规刊号正式创刊。但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你没看到那“好消息”三个字打着引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份甫一出生就老气横秋的刊物，无论封面设计、内文版式还是诗歌稿件的选取都是《诗刊》的翻版，甚至比《诗刊》更老气更不可救药。１９９９年下半年该刊试刊时，江苏的一个朋友每期都给我寄一本，到了２０００年他还寄。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在电话里很不客气地提醒他不要再寄来。我不是怕读那东西坏了状态，主要是怕它坏了情绪浪费了时间。巧妙的是，刊物的主办者似乎知道他们选的作品会让青年诗人作呕一样，特地开辟了 “诗坛幽默”栏目，发些诗人趣事和诗坛小笑话小幽默。不要小看这个栏目，《扬子江》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最大的作用是硬生生地将你快要呕出来的东西逼回你的肚子里去！——这样一来，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看到那刊物就不舒服的真正原因了吧！
　　无独有偶，２０００即将结束之时，另一家诗歌刊物创刊了，那就是合肥的《诗歌月刊》。众所周知，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合肥宿州路就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一个在青年诗人中深有影响的诗歌刊物《诗歌报》月刊，该刊创刊之初便因为与《深圳青年报》合作举行的“现代诗大展”而深受青年人欢迎。海子仙逝后，该刊对“海子二世”“海子三世”们的着力培养也有目共睹。１９９４年以后，《诗歌报》在诗坛上的几浮几沉也是圈子内的闲谈话题之一。《诗歌月刊》和《诗歌报月刊》一样由安徽省文联主办，编辑部也设合肥市宿州路，现任主编是当年《诗歌报》的编辑王明韵，因此人们习惯于将《诗歌月刊》的创刊当作是《诗歌报》的复刊。可是我总记得《诗歌月刊》出版前，一些媒体的报道没有将它与《诗歌报月刊》相提并论，编辑部也没出来作出说明，毕竟人们议论越多就越能扩大刊物的影响，如此廉价的广告到哪里找？令人遗憾的是，《诗歌月刊》创刊号并没有人们所期望的出色，过于宽松的行距和大量“杨键风格”“庞培风格”的诗歌以及平庸的理论作品把这期刊物衬托的单薄而凌乱。值得庆幸的是２００１年的几期《诗歌月刊》已基本上将这些毛病改过来了。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同意不同意，“下半身诗群”的横空出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群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年轻诗人以“诗江湖”网站和传统印刷品《下半身》为主要集结地，辐射全国多家民刊和具有先锋性的正规刊物。“下半身”的出现，使得一部分评论家对“７０后”诗人的定义有了新的认识，一些评论家认为“下半身”是“７０后”的代表，甚至“下半身”就是“７０后”代名词，“下半身”写作是当前最具先锋性的写作，“下半身”的倾向是最有前途的倾向。而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则认为“下半身”只是拾口语诗的牙慧，这种写作并不新鲜，毫无价值。但无论如何，这一群有着比较相似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的诗人所带给诗坛的冲击让人们无法回避。
　　７０年代出生的诗人在２０００年又有上佳的演出，《诗歌与人》与《诗文本》的两期７０后诗人专号的出版，使得这两份民刊一举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刊之一。大量正规刊物发表了７０后诗人的作品，一些刊物还接受了“７０后”的命名，为７０后诗人辟了转辑和专版，表现得最突出的无疑是《诗选刊》，该刊从２０００年第六期到第九期，连续四期用专栏形式转载了民刊《诗歌与人》的３０余位７０ 后诗人的作品。网络诗坛更是７０后诗人的天下，目前比较活跃的诗歌网站７０％以上都有７０后诗人主持，在网上比较活跃的诗人几乎都是７０后诗人——沈浩波朵渔巫昂尹丽川冷面狗屎南人王敖范倍符马活余丛谢湘南安石榴黄海拉家渡刘春康城西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年之后，将这一份名单拿到诗坛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被人小视。
　　这一年，有几个著名诗人离开了人世。３月２３日，昌耀在医院跳楼自杀了。这个一生都青春着年轻着的诗人斗不过痛苦的疾病，却战胜了许多崇尚“好死不如赖活”的人所特有的心理障碍。昌耀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写了好几首情诗，其中一首标题是《一十一支红玫瑰》，是献给杭州一个２０出头的女文学爱好者的，１２月底我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２０００年度最佳诗歌》中读到这首诗时，诗人的那种激情冲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昌耀一生坎坷直至老死，而不是所有的诗人的命运都如此苍凉，１２月２日，刚要做９０大寿的卞之琳在京无疾而终。这个写过著名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老人从此只能在天堂里遥望尘世的背影了。
　　对于有十年诗龄以上的诗人来说，“阮章竞”这几个字应该不会陌生，可是更年轻的诗人谁听说过这个名字？即使是年长的诗人，谁还记得他写过什么诗？一个写了一辈子诗的人竟留不下一首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真不知是诗人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剧。（不过我的印象中有一首叫《漳河水》的，不知道是不是此老的作品？）如今这一切都已不重要了，２月１１日，这位老人辞世，享年８７岁。
　　评论家谭五昌编的《新诗三百首》出版几个月后，２０００年１月，他的北大老师谢冕和诗人牛汉主编的《中国新诗３００首》出版了，人们还没认真地对两个名称如此相似的诗选作一比较，耳边就传来“学生抄袭老师的选题” 的传闻。几个好事的小报随便炒炒，文坛开始便云遮雾罩，双方的拥趸口诛笔伐了一番，还没分出胜负输便没趣地沉默了下来。在我的印象中，“谢本”质量明显要高于“谭本”，至少封皮及内页纸张高雅漂亮得多，但２０００年８月上旬的一天深夜，谭五昌、朵渔、黄海与我四人在西安街头喝夜酒时，谭讲师一杯二锅头喝下肚后，很激动很大声地说：“他那本算什么东西，我这本比他的好多了，卖得比他们的好，影响也比他们的大，香港已经将它列入大中学生的必读书目里了！”
　　由“中国最老牌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与１９９９年挑起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选得是否妥当”的争论进入２０００年仍余波未了，《华夏诗报》、《银河系》等一批以老年诗人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诗歌刊物发表了大量抨击《星星》诗刊和该刊主编杨牧的文章。被诗评家毛翰指责为“抄袭”的老诗人柯岩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了“致杨牧的公开信”，偏向柯岩者赞此信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信中充满了威胁恐吓之词，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杨牧则借答复《文学报》记者的采访之机对《星星》此举的初衷作了说明和辩护，态度不亢不卑；而“事件的始作俑者”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毛翰教授不以为然，“毫无悔改之意”，继续撰写了反驳柯氏及其他意见批评的《陈年诸公的话语方式赏析》（《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０年１２期）和《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此文几经辗转后发表于《书屋》２０００年１期）。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一年的争论过程中，部分具有影响的诗歌刊物长时间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即使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文艺报》发表了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的综述之后！
　　如果“北海诗会”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６日成功举办，那么这些文字就应该列入下文的“诗会”的题目之下，但这次诗会在举行的前两天被突然宣布取消使它成为一个突法性的诗歌事件。
　　与２０００年８月的衡山诗会一样，北海诗会举行前的一个月内，有关消息便在互联网特别是“扬子鳄”诗歌论坛上盛极一时。１１月初，诗会突然宣布取消，部分消息不灵通的诗人已经在开往广西的列车上了，有几个广东诗人甚至已经抵达了广西的某个城市，正准备乘坐直达快班去北海！从一些文学网站上人们得知了诗会被取消的原因——具体操办此次诗会的几个诗人因为执意要邀请北方的两个“敏感诗人”参加而被公安机关逮捕！下面是本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条消息：２００名中国诗人原定于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在广西北海市召开诗歌发展研讨会，但由于参加者中有许多地下文学与刊物负责人和异见诗人，北京当局担心这项研讨会将由批评现代文学政策变质为要求政治改革，因此北海市公安局下令禁止举办，三名不顾公安警告继续筹办的诗人，于１１月４日被以“非法聚会”为由逮捕（随后列举出了两个“异见诗人”的名单中Ｘ、杨ＸＸ，并列举出二人的危害国家的行为——作者注）……
　　在我看来，这条不知来自何处的消息的真实性实在值得怀疑，且不说其叙述有夸大其辞捕风捉影的嫌疑，单说消息中列举的“异见诗人”中Ｘ，说中Ｘ时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策的诗歌，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朋友们都知道，中Ｘ现在都还不懂得怎样上网！中Ｘ在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委托朋友在网上替其避谣：“他听说此事，十分震惊，由于未满（湖南诗人、诗会的筹办者之一）一直没有跟他联系，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未满一直跟他说这是北海市团委搞的活动。而且他有几次打电话找未满，也都是打到北海市团委，所以这应当是一个官方活动，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而且未满从来没有跟他说有关方面对他与会有什么异议，他本人早就决定不参加北海诗会，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单位事务太多，实在脱不开身。中Ｘ还很吃惊地说，他本人几乎从不上网，怎么会在哪里发什么诗？更何况他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根本没有写过那一类诗，关于这一点，看过他诗集的朋友应当很清楚。中X对这一消息的来源表示怀疑，他说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沈浩波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６日在“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诗歌论坛发表）
　　北海诗会的变故和各种传闻已烟消云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诗人仍在坚持自己的创作，好动的诗人正收拾行李准备往下一个聚会的地方。
　　现在想来，轰动全国的“诗歌污染城市事件”是经过长时间周密的预谋和策划的，这一点仅从“行动”的时间就可知一二——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２００１年１月上旬。也许世宾、黄礼孩、浪子、安石榴等人早已设想好要以自己的行动将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串起来了。一连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行动”在广州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它给身处中国开放的最前沿的广州市民一个反思自己的内心和社会风气的契机，但从大处说，“行动”并不算成功。我在“行动”的核心人物世宾发来的“事件”的全部策划资料发现，按照诗人们的设想，“诗歌污染城市”在广州的行动只是开始，它的进一步目标是有广州辐射全国，让这个“行动”在其他城市蔓延开来。结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除了广州，再没有第二个城市出现过此类“事件”。据说有一诗人曾经设想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对世宾们进行呼应，但最终不得不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下无功而返。这个诗人提起这件事情时意味深长地说：“广州毕竟是一个观念开放的大都市，要是在在我们这里，嘿嘿……”
　　这一年深秋，评论家张柠和诗人韩东在《作家》上作了一次小小的交锋，起因是张柠的文章《文学的隐秘敌人》批评韩东有“精神洁癖”， “扮演一个真理拥有者的角色”，爱充当“精神警察”。韩东在随后一期《作家》上作了回应，认为张柠对他持有“文人的敌意”。张韩二人的文章仅仅是负气之作，说过就没了下文，所以并不为更多读者所知。

（２０００年２月）■〔寄自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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