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舒婷答读者问
[2004-4-25]

作者：林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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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2000年4月23日上午，著名诗人舒婷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参加中国作协西部文学创作中心揭牌仪式后，就读者、作者关心的一些诗歌问题进行了回答。本文系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另外，爱好上网的朋友，可以在http://www.xys2.org/xys/下载她的全部诗歌。）
　　舒婷（以下简称“答”）：面对许多热心朋友的期待，我想，大家一定会很伤感。与下面许多年轻朋友比较起来，我已经成了老祖母了。十年前有年轻读者在给我写信的时候，就称我为舒奶奶。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家里人看到后就一起大笑起来。我当舒奶奶已经当了十年了。而这诗歌呢，是许多年轻人所喜爱的，所以又称为青春期的感冒。今天我这个奶奶级别的人在这里说诗歌，听起来就很难受似的。其实我是写过诗的，写过很多年的诗了。我在江湖上走动，很多人把我当作诗人。最近有人遇到我问，好像你很久没写诗了。我在97年、98年发在几个诗歌刊物如《诗刊》，《诗歌报》发了不少诗歌，可是呢没有什么反响，因为现在看的东西很多了，一个诗人究竟写出了什么好东西，看的人也不那么多了。很多人都在问，中国的诗歌进入一个低谷了吗？去年我到以色列和德国的几个大学讲学，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提出同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是不是诗歌已经不再受欢迎了？诗人是不是都去做生意或者做其它的事了？我对他们总是同一种回答：就是诗歌回到了它们自己最初应该具有的那种状态。假使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利用诗歌成名的机会去上大学，找一份文化馆的工作，去谈恋爱成功或者获得其它什么好处，这是可能的。那么现在写诗，回到一个非常本真的状态，纯粹是个人的体验，不能把诗歌作为一块敲门砖，得到诗歌以外任何一种东西了。那么现在的诗人写诗，是诗人为了他自己的需要，也许这样的诗歌才是最真正的诗歌。其实在全世界，没有哪 一个国家一个诗人是可以靠写诗谋生的。用写诗来获得他的啤酒，他的面包，或其它什么，因此诗歌已成为更为民间的东西了。那么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虽然到了一些地方，而且要我讲课，大多是人家提问题我来回答。我文化水平很低，读的书很少，很多时候我开玩笑说：为什么写诗歌呢，因为我懂的汉字太少了，所以才写那些一句一句很短的东西。今天，也请大家提问，你们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我尽可能地回答你们。
　　（停顿片刻，见没人提问，她接着讲。）
　　要不然我先讲自己怎样从一个业余作者成为专业作家的。讲一些我个人的经历，这样对我也比较轻松。
　　我是六七级初中毕业的，所以我的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我在填我的履历表的文化程度时，我就填的是初中，人家都认为很好笑的，因为在职称栏我填的是一级作家。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给我们专业作家评职称的时候，我就被评了个一级作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上初二，上面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我就跟着插队的学生一起去插队。插队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要成为作家，成为文学工作者，只是读中学的时候，语文成绩还不错。我曾经想当一名考古学家，当一个教师，但没想到当一个文学家。
　　插队的时候没什么可以消遣，所以我就带了一箱子书，到农村去读。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文化很低，所以我才让自己每天学五个生字，五个英语单词，每天都读一点书。我对自己的教育基本上是在插队的时候完成的。我自己带的书读完以后，就有很多朋友 给我寄书，寄《唐诗三百首》，寄宋词，如李清照的词，寄文学史，寄古今中外的小说传记等。读过之后，也开始写一点东西，在青年朋友们中间流传，有的被谱成歌曲在青年朋友们中间演唱。于是我在居住的那个小小的城市，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这些作品是如何长上脚和翅膀，在民间行走的。当时有一位老师将我的一首诗抄到北京，被诗人艾青看到了，后来又被北岛看到了，后来在民主运动的时候，这首诗就发在民间刊物《今天》的创刊号上，贴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很多人用钢笔或铅笔在印刷品上签了不少意见，这首诗就是《致橡树》。后来被《诗刊》的一位编辑看中了，就从民主墙直接发在《诗刊》七九年的一月号上。他们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叫舒婷的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连稿费也没有得到。
　　通常一个业余作者的作品，首先是从市级刊物开始发表，然后到省级刊物发表，最后到全国级刊物发表。而我呢，在放假回家的时候，我父亲从书摊卖了一本《诗刊》，说这上面有一个叫舒婷的是不是你。这样我才知道我发表了第一首诗，而且一开始就是在诗刊上发表的，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以后各种刊物的约稿信就比较多，我从来都没有主动投过稿。然后参加中国作协，再后来到省作协工作，一步一步到现在。诗歌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东西，可以强求的东西。我在文艺界有许多朋友，到了“十一”国庆节或“三八”妇女节，他们就给我打电报，让我写一些庆祝国庆或写一些妇女题材的诗歌。对这样的约稿，我从来就没有、也没有可能答应过。这是因为写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东西，是不可以把写诗当作布置作文一样，我给你们想一个题目，然后你给我写一篇作文，这对我来讲是做不到的。我写诗的数量也比较少，每年就写七八首，不到十首左右，从写诗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总共发表的诗歌也只有一百多首。能被称为诗人，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惭愧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之所以写诗，一是我个人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而且我也觉得语言对我非常重要。从我的诗歌中，可以看到语言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就好比一个建筑，没有砖块，没有建筑材料，纵然有一个美好的构思，也是没办法表现出来的。二是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艺术家，如果他的语言不行，就算他有非常奇异的想像，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语言在我的创作中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不有语言的天赋，有不有驾驭语言的能力，在语言方面有不有足够的训验，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语言艺术家的关键。
　　过了这么多年，有不少青年朋友、作者给我来信时总是问道：“我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吗？”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我，说“你看看我的这些诗，我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吗？”特别是他们问：“舒婷老师，成为一个诗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有的甚至说“我写诗写得十分痛苦，但为什么成不了一个诗人呢？”，比如安徽的一些民工不停地给我写信：说他写诗得不到理解，得不到认同，甚至给找工作找爱人都带来很多困难。有的姑娘一听说他是写诗的就说，哎呀好酸，也不愿意再往下交往；还有一些老板听说他是写诗的，都认为是不务正业，也不要他当工人。他们给我谈这些事情，我真的很同情，也很难过。再比如我的儿子，今年已经十七岁了，我也是不愿意他当诗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那个年代是不得已，不像很多人是有志愿的，我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选择了一条诗歌的道路。但现在的年轻人有着广泛的选择和爱好，他们可以选择很多能使自己精神受到慰藉的很多方面，如一首很好的音乐。我以为不只是诗歌才能使灵魂得到安慰，选择诗人这条路，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寂寞的。因为现在写几首诗很不容易引起公众的认同，没有公众的认同，那么你在你的朋友中间、在你的生活中间一定过得非常失意。诗歌是需要这种失意的，能象征你精神状态的私人意象往往是在这种失意中完成的。
　　现在我写得比较多的是散文和随笔。写诗是阶段性的，1971年到1972年是写得比较多的，然后是1978年到1980年是一个阶段，1982到1985年我停了三年，1985年到1989年写了一点，1989年又停，然后每年写一两首，到1995年前后我大约写了三十多首诗，也就是说我写诗是阶段性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这样，人是有一定极限的，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上升状态，应该是一条抛物线的，每一个人的顶点只有他自己知道。1997年我的一首诗叫《最后的挽歌》，在《北京文学》搞的一个诗歌排行榜中，被排在第二名，但许多诗人对它已经不再知道了，对诗歌的关怀也是越来越势微了。成为一个诗人在目前来说是要经受住一定的考验的。
　　最后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现象，即第三代一些最好的诗人的思想是非常犀利的，有前卫意识和先锋思想的，这样子我有一些担心：我的诗歌是要接受比较严厉的考验、挑战甚至是反对的。这里，就请一些朋友给我提一些挑战性的意见吧。
　　问：请你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谈一首诗的构思和写作过程。
　　答：要说几天的啊。一首诗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不可能谈得非常清楚。我在写一首诗的时候，总是处于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当诗歌来临的时候，我会象发高烧一样，不能自己停下来。写完以后就象生了一场大病一样，自己不能回忆。所以一首诗的完成过程，我自己基本上不能复述、不能分析，许多朋友包括顾城都说：如果要我谈自己的诗歌，只会越谈越糟糕，所以我不能谈自己的诗歌，因为写完我就把它忘了。有时朋友谈到我的诗歌，我常常会说：是吗，那是我写出来的吗，怎么会写得那么好？
　　问：你怎样看待目前诗歌的民间状态写作？
　　答：我刚才已经说过，现在诗歌都已进入民间状态的写作。其实真正的诗歌都是民间写作。不可能为一件事，一个重大事件来写一首诗，所以诗歌的写作状态本来就应该是民间的，这是无可置疑的。为政治或者为某一个事件写诗的年代应该是过去了，现在没有哪 一个诗人会厚着脸皮说：我会为某一事件比如说台湾的大选来写一首诗歌。不过现在诗坛有一个争论，就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我觉得太专业了，因为我不是搞理论的。但我觉得民间写作也带有知识分子的因素，知识分子写作也带有民间状态，要从写作者的身份来划分，太困难了。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写作都是学院派的。诗歌写作只是一种状态，并不是一种身份。这种争论只是使诗歌热闹一点，对诗歌写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问：你80年代的诗歌与近几年来写的诗歌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答：我80年代初期的诗歌和现在的诗歌可以说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根本的不同。我自己在国外朗诵（在国内我是从来不敢朗诵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太差了；在国外不同，反正他们都听不懂）80年代的诗歌比如《致橡树》，我会非常难过，所以很多次我都拒绝朗诵这首诗，包括我早期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老了。如果要我穿一个红肚兜，扎一条小辫子来朗诵我80年代以前的诗歌，我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其实我80年代发表的诗歌，大多数是七十年代写出来的。二十多岁的时候写出那样的诗歌，比较幼稚、比较理想化、比较狂热，都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到了这样的年纪，我肯定要有自己的变化，不管读者喜欢不喜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尽管我非常期待着读者能够理解和支持，但我不能因此改变我个人观点和追求。近些年的诗歌比较注重生活的积累，集中发表在去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柏林，一根不发光的羽毛》里。书中除了诗歌还有我在德国生活的图片、购物卡、地铁票、父亲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给父亲的信等。诗歌以96年97年写作的为主，反映了我近期诗歌一些变化。
　　问：我是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在教中学课本中《致橡树》的时候，我就说诗中描写的是一种简爱式的爱情，不知对不对？
　　答：好，大家都读过《简爱》，我曾经也读过。但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与《简爱》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将它当成爱情诗来写的。那是1977年的时候，我当时碰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诗人，他说漂亮的女孩一定没有头脑，一个又漂亮又有头脑的女孩一定不温柔。他把漂亮、有头脑、温柔放在一个矛盾的视角里。其实漂亮、有头脑、温柔都是可以在一个女人身上集中体现的，我就觉得要一个平等的概念，让女人作一个全方位的女人。其实在女人看来也可以说一个外表潇洒的男人一定没有责任感，一个有头脑的男人一定不英俊之类，这都是一种世俗的偏见。于是我写了一首诗来反驳他的观点，呼唤男女之间的一种平等精神。所以这首诗与《简爱》没有关系，简爱式的爱情是一种奉献，当然平等也需要有奉献，不过我想二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致橡树》发表以后，经常有读者向我谈感受。有一次到武汉，就遇到一个研究生和一个女广播员，研究生在当时还是凤毛鳞角的，长得也很英俊；广播员也显得很有素养，又漂亮，但他们都找不到那颗橡树，所以我觉得这棵橡树害了很多人。其实我认为爱情是不需要依靠什么的，于是在游三峡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神女峰》，告诫那些被我延误了的读者，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天长地久的。
　　不过不同的读者读同一首诗歌必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果把诗写得一百个人都只能读出一种感受来，就没什么美感了。正如我的儿子现在已经读到高二了，马上就要读到《致橡树》这首诗，他回家说老师让我去学校讲课，我就给儿子说，你说妈妈说的她把这张底牌交出去以后她就玩不下去了（笑声）。
　　一首诗歌能留给读者想像的空间才是真正的诗歌。诗歌只是一粒种子，在哪一个人情感的土壤开出了自己的花朵，这个人就会认为花朵是诗人给的，其实不是，是你自己情感中的东西，诗人只是给了一粒种子，花朵是你自己培育出来的。
　　我在美国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由著名的嚎叫派诗人金斯堡主持，我也是从下面一个读者手中拿过一本书，朗诵了给母亲的《呵，母亲》这首诗，朗诵结束后，金斯堡让我看他满面的眼泪，说是你的诗把我感动的，我说其实你根本听不懂中文，是你自己感动了自己。
　　事实上就是这样，一首真正的诗歌是属于读者的，你怎样理解都可以。以前有个学校的老师进行示范演讲，讲完后她问这样讲对不对，我回信说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老师讲得好，学生就会认为好。其实我的儿子就经常说：“妈，你写的诗好土好土。”大概是老师说我的诗写得不好（笑声）。
　　问：你与北岛等是诗坛公认的朦胧诗领袖，但我看你们的许多诗并不朦胧，比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读起来就很上口。请问你对朦胧诗是怎样理解的？同时请你谈谈如何正确把握诗歌的抒情特征？
　　答：其实一首诗朦胧不朦胧，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了。就我来说，我先已经向大家坦白招供了：因为我的文化水平很低，不可能把诗歌写得非常深奥难懂的。大家读过我的诗就知道，我的诗用的都是常用字，没有生字僻字，应该是通俗易懂的。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处于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还没有完全从假大空、图解政治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所以将我那些诗也划到了朦胧诗的范畴。我曾经遇到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他自己写诗也写过十多年，他在一个诗歌研讨会上提出：我是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自己也写诗，你那首《致橡树》我都读不懂还有谁能读懂？话没说完，就有他的一大群学生举手说“我们都读得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变化，当时人们还没有从那么一种旧的审美观念中解脱出来，所以认为我那些浅显易懂的诗歌也很朦胧，现在看起来这种现象确实叫人不容易理解。
　　关于诗歌的抒情，我认为是需要节制的，你提到的北岛先生，其实他的诗歌抒情也是很节制的。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写的诗都热情奔放，但是他没有造成一种情感的起伏，没有造成一种内俭，写出来的诗也许是比较轻的，份量不够。
　　问：一位很有声望的老师曾对我说：你不要看现在刊物上发表的那些中国诗歌，要多读外国同一时代的诗歌。你认为目前中国诗歌与国外诗歌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答：国外诗歌的发展，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身完全不同的进程，大致是都要有变化，要有新有东西在里面。很多诗歌都比较生活化。去年我在以色列听过一位加拿大诗人朗诵的一首诗，特别感动。他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叙述了生活中的一种情景：他的丈夫与一个女孩子坐在一个咖啡馆，他们中间有一瓶矿泉水。然后他回家，他的丈夫也回家，她在灯下发呆，她的丈夫走过来问，你要喝点什么吗？他就说矿泉水，于是他的丈夫就给他倒了一杯矿泉水。这个生活情景表明一对老夫妻，在年轻人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很淡了，她发现了她的丈夫获得了的新的乐趣，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主题。大家听过之后就都笑了。像这种诗是没法翻译出来的。
　　对于不懂外语的读者，了解外国诗歌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翻译的文本，但只要经过了翻译，其中有一半的东西就中国化了，甚至与原作是完全两样。所以在选择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问：请谈一谈诗歌语言的运用。
　　答：对语言的感觉能力是不同的，好的语言会像闪电一样打动你。其实语言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它能感动别人。要在语言感受能力上有一个提高，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地阅读，读好作品，读经典作品，并有意识地学习新鲜词汇。如果你自己要写作地话，就是多训练。我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就曾强迫自己背生字生词，如尴尬、忐忑不安等，我们南方人是很不容易念出来的。但如果我受过系统的语言教育，可能我就成不了一个诗人了。对语言的感受能力、表达能力是很重要的。我的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不能辅导他的语言了，我教给他的组词造句老师总要说是错的。还有就是他们的老师要求他们每天写一篇日记，他在日记中总是用“今天”开头，如“今天太阳很好”，“今天老师带我们去旅游”。有一次我建议说你能不能不用“今天”，直接用春天来了等等，结果孩子果然没用今天，老师将作业本发下来一看，上面又用红笔加了一个“今天”。后来好几次作文比赛，凡是我们辅导的，都统统Pass了。所以语言是有一定的习惯性的，我们一定要学会积累和创新。
　　在诗歌创作中，尽量用具体的词，比如说一只鸟从窗前飞过，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呢？读者只会得到一只鸟的概念。如果我们说一只金丝雀从窗前飞过，读者立即就可以获得声音、颜色方面的概念。其实我读过大量植物学方面的书，你们会发现我的诗在选用植物类别时都是很准确的。
　　问：请你如何看待顾城杀死妻子后自杀的事件？
　　答：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真是不想回答。当时的情形是属于媒体的刻意炒作。这次这在国外，似乎又有新的说法。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顾城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个缺乏暴力倾向的人。
　　问：请谈一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节奏和创作背景。
　　答：《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引用的是闽南民歌的一种调子，把祖国放在后面，造成一种回旋调、咏叹调，起一个加重语气的作用。这首诗创作于1977年，当时我在灯泡厂作工人，焊灯泡，时常被烫得双手都是水泡。当时“四人帮”刚刚打倒，我们心中有一种国家兴旺可以指日可待的期望，这对当时我们那一代人是很重要的。我们能感受到黎明的署光，感受到一种希望，感情是相当真实的。
　　我一边焊灯泡一边写诗，诗写出来以后我就把它附在一封信的后面寄给北京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认为是一首好诗，就抄在稿纸上寄给广东的《作品》杂志，当时编辑觉得诗写得低沉、晦涩、难懂，没有反映出青年女工朝气蓬勃的思想感情。我收到这封信后不服气，就把它混在另外三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编辑邵云祥老师，这首诗后来发表在七七年的《诗刊》上，并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由孙道临老师向大会进行了朗诵。
　　问：诗歌是语言重要和还是激情重要？
　　答：诗歌当然是要激情，只有激情才可以打动人，才可以更好地组织好语言。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诗歌的基础，没有语言激情就成了空中楼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问：诗歌是最高的文学艺术形式吗？
　　答：有不少人认为诗歌是文学艺术的初级阶段，理由是很多作家都是从诗歌开始起步，然后才去写小说写散文之类。早些年对这一说法我也不服气并多次参与论争。但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个用不着争论的问题了。诗歌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很高的，我到过二十多个国家参加文学活动，都是诗歌朗诵会。很多国家都有国际诗歌节，但从没听说过国际小说节什么的。尽管西方国家写诗的人很多，也不可能靠写诗谋生，但诗歌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在中国，诗歌也是一种最浓缩、最精粹的艺术形式。但诗歌往往被滥用。在一种泥沙俱下的情形之下，要获取诗歌真正的光芒是不容易的。许多文学工作者开始的时候都写诗，还有一些想跻身于文学界的领导，也是选择写诗，但这不能说明诗歌就是文学艺术的入门学科，要成为经典的，恰恰是最困难的。对我来说，写诗是一种高炉炼钢，要将自己的情感化为血水表现出来；写散文是一种散步，让人从容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写起来很舒服，所以这些年散文写得多，诗歌写得很少。
　　问：请谈一谈诗歌的发展轨迹。
　　答：诗歌的变化发展应该是很快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一个时代的代表诗人。我们那一代写的诗歌都会从语言特征和思想感情上带有那一个时代的印记。年轻一代也有很多是写得很好的，如于坚、西川、翟永明等人。我不知道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会写什么样的诗，说不准到了我儿子的儿子那一代又要回到古典诗歌的路子上去。
　　问：能不能谈一点有关你个人生活方面的话题？
　　答：总的说来，我的生活是比较平淡的，有一个儿子，有丈夫，没离过婚，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今后也不可能离婚，没闹过第三者之类的绯闻。作为一个女人，我是比较有家庭责任感的，我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妻子，我对孩子、对家庭的付出，从来都是放在比诗歌更重要的地位。现在跟一个90岁的婆婆住在一起，一直都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我丝毫没有觉得我在家庭中没有得到一个女性的平等地位， 人是要讲付出的，不能一味地要求得到什么，那样就会弄得自己很苦恼。
　　问：你是不是觉得现代诗歌比中国古典诗歌更有作为？
　　答：现代与古代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现在比古代更复杂更宽阔，要求也更高了。我认为要两条腿走路，古典诗歌可以表现一部分，但更多的方面还是要靠现代诗歌来完成。我爸爸就是写古典诗的，我对古典诗没有任何偏见。
　　问：是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要经历一次大的变革才会成就大诗人，拉美亚文化的崛起是不是暗合了这一说法，现在稳定的中国就不会出现大诗人吗？
　　答：不一定完全这样。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但却没有诞生一位国际公认的大诗人，相反，在俄罗斯经历这场变革之前，却出现了不少大家熟悉的大诗人。就目前的中国来说，变化也是很快的，也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变革时期会出现一些好的诗歌，这是必然的。
　　问：北岛先生近况怎样？中国现代诗歌在国外受欢迎吗？
　　答：北岛现在在美国。还在写东西。除了诗歌，也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东北的《作家》杂志在今年第二期发表了北岛和多多他们的诗。
　　中国现代诗歌在国外是不受欢迎的。我到国外一些大学讲学的时候，来参加的人都很少，中国的诗集在国外基本上卖不出去。
　　问：古今中外的诗人你喜欢哪些？
　　答：可能要列出长长的一串吧。但很多情况是我喜欢某一位诗人的某一首诗，但不喜欢这位诗人。老一辈的何其芳、现代的于坚、西川以及国外一些诗人的诗我都比较喜欢。恐怕列出的越多，漏掉的就会越多，还是不列举为好。
　　问：请打量一下时下的诗歌评论。
　　答：每年都有新的花样出来，有时还吵得很凶，像科索沃战争一样。但总是离不开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这个话题。第一二三代诗人都有自己的评论家，第四代诗人由于比较年轻，还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