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生活不是诗，我们不能活“反”了
[2005-6-7]

作者：田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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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诗歌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王小妮：每个写诗的人对诗的期待不同，诗对于他的影响也会不一样。诗，在我这儿意味着活着还多了点儿意思。比如早上起来，晴朗的天空让人心情好，诗，恰恰相当于那种忽然抬头看见蓝天的感觉。一个人的活着，应当是有质量的，活着不止是日子的延续。这个时候有了诗，事情就不一样。我曾经说过，诗，是我的老鼠洞，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比别人多一个安静的躲避处，自言自语的空间。我没太多奢望，所以现在非常知足。
　　记者：是什么在推动你不停地写。这么多年，当初与你同行的人都已经放弃了写诗，为什么你能够坚持？毕竟诗歌现在是那么寂寞的事业。
　　王小妮：我想纠正一下，不是坚持，坚持的意思太大了太重了，就像前几年有人总在强调“挺住”，为什么要挺住？为什么要坚持？好像那是个多么大的事业，多么艰难。不是那样。大而无当的东西属于群体集团众人。对于我，写诗只是个人的爱好。我的一个朋友多年喝咖啡，最近戒了，换成喝茶，你能指责他为什么不坚持？为什么没挺住？我习惯了，就这样看待诗，你可以说我弱化了诗。这种弱化反而是一种最个人化的珍视。
　　记者：你现在写的诗与朦胧诗时代所写的诗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是你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吗？你更喜欢自己哪一个阶段的诗歌？你曾经说过，在《我看见大风雪》中的那句：“我想，我就这样站着／站着就是资格”。早五年，你都完全不会这么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可以写了？
　　王小妮：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过去的自己，连去年的那个自己都不是。我们不想改变都不行。和二十多年前相比，山川地貌城市乡村全变了，只有科幻电影中的“冷冻人”才可能保持原有的思维。每个人在大变动中又有着无数细微的变动，对于某些人，那些细微的变动可能可以忽略，但是，写诗的人不一样，他是内心里随时生风生雨的！从这个角度，我要感谢我的经历，不管是好是坏，一律感谢。不是客气，是深深鞠躬，表示诚挚的感谢。这种感谢，是包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谢，是以微小的生命向巨大存在的一种平等的感谢。磨砺使我走到今天，使我可以笑着，端着茶杯和它从容对话了。谁想到过会有这一天？我就这样站着，站着就是资格这样的回答不一定所有人都懂。
　　写诗的时候，我很容易否定自己。所以，新鲜的感觉最吸引人。过去的诗都是完成品。值得我喜欢的肯定在将来，等我不再写诗的时候，再来回忆哪个阶段更好吧。
　　记者：很多人评价你的诗是越写越好，你认为呢？你觉得自己源源不断的诗意从哪里来？
　　王小妮：好，或者不好，是没法儿判定的，连文学史也没法判定诗。对于写诗的来说，吸引他写作的，不是别人说“好”与“不好”。我是靠着从写诗中找到活着的理由与根据的，这其实和别人无关，我不是为了越来越“好”而写。写诗让人感到的主要是需要，不写出来不爽。
　　没有人能让诗源源不断，我写诗都是偶然，不过是很多偶然连在了一起。我说过，写诗是不需要时间的，一闪而过的东西，不耗时不耗力。
　　记者：读你的诗，能体会到一种非常通透和超然的感觉，大彻大悟，又很淡然。你觉得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是怎样达到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王小妮：佛性？真是说远了。我写过小说，写过随笔，和前者比，写诗最缺乏可操作性，所以你这个问题最难答，我只能老老实实告诉你，我只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诗人”不要被异化成不平凡的人，诗人真的不是“怪异的人”。但是，我也想告诉你：真正的诗人，优秀的诗人，一定是非常少的、稀有的。
　　记者：你写诗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样的状态？很有激情吗？
　　王小妮：我会临时记下一些忽然冒出来的想法，到处有笔到处有纸最好，随手乱记，没事的时候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也许半数以上的想法被抛弃掉，反正是乱记的东西，找不到也无所谓。在整理中，假如有一种新鲜的语境慢慢产生，大致这个诗可以完成。不过默默地写字而已。在美国纪录片里看见过那种场面，有人表演赤脚去踩一条红火碳，一遍不行再来一遍，直到实实在在踩在火的最中心最烫的位置为止，大约可以比喻那个完成诗的过程吧。
　　记者：你在深圳生活多年，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喧嚣的城市。你没有受到外界杂音或者金钱的干扰吗？
　　王小妮：现在的中国，哪个城市不喧嚣，哪个地方清净？对于我，哪个城市都一样。相反，深圳对于我倒有几个好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谁会在乎一个写诗的人？它在乎的是“实力”——资金是最“扛硬儿”的，所以没有人打扰，可以安安静静。人们以为在这个城市生活成本高，事实不是，白菜土豆青瓜，不用多少花费。还有，它是个真正的都市，而事实上，当代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更像大乡村，河南郑州冬天的超市收银小姐伸出来的手是什么样子，许多是红肿的冻疮。你感觉她上午还在老家泥屋外抱冻白菜，晚上就进城来充当收银员了。有人说大面积的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出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城市中无数细节上的乡村化。我喜欢截然相反，乡村就是乡村，城市就是城市。前者是安静的生庄稼的土地，后者是热闹时尚霓虹灯。
　　记者：你的先生徐敬亚，你觉得他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他曾经写过对你的评论《一个人怎样飞起来》，他对你好像很佩服。呵呵。你的孩子怎么看待自己的妈妈是个诗人？
　　王小妮：分开来，先说徐。没什么佩服不佩服，“飞起来”只是他写文章时的一个想法。他一贯强调一点不计其余。但是，我们的处境多少年以来是完全同步的，很多想法也同步。我觉得写诗有意思，他觉得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事儿。从中倒是可以看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有多么大的不同。能影响一个人写作的主要是自己。不过，他非常在乎我的选择，一个人能被最接近的人理解尊重非常重要。儿子，他时刻需要一个问寒问暖问心情的妈妈，“诗人”是他最不需要的。他要个诗人有什么用？让诗人呆在精装书本上，只有妈妈才实实在在呆在自己家里。
　　记者：你好像比较疏远文坛，但你的作品又不断地出来，你怎么看待诗人的生存状态？
　　王小妮：不是有意地疏远人什么，只是自己干自己喜欢的，好玩的事儿，写东西是非常个人化的感觉，和任何群体都无关。
　　你问“诗人的生存状态”，好像带有一种怜惜，一种另眼看待，一种特殊的关照指向。其实，真正的诗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人活着的基本水准就是不挨饿不受冻又心情好，这一点诗人和其它人没区别。
　　记者：以后还会继续写吗，有什么计划？
　　王小妮：我不知道以后会什么样。我只能说今年明年还会写，一旦感觉不好玩了，我会立刻停止。所以，我没有长远的计划。最近，我也会写写小说，过去大约十年里，我一直在写诗的同时写点儿其它的。
　　记者：2003年以来你感觉自己的创作状态怎么样？除了《十支水莲》，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些作品？
　　王小妮：我听踢球的人说最近状态不好，找不到进球的感觉，就觉得好笑。我相信他们的说法不是找借口，是真的。但是，我没体会过状态不好，踢球人的压力大，有人把球和国家都联系到一起了，无形地加重了负担，而写诗是非常小的非常私人的事儿，没那么重视状态。
　　《十支水莲》不是我最喜欢的，它只是一些诗中的一组。
　　记者：能不能谈谈创作《十支水莲》及其他作品（如《我看见大风雪》）时的经过、感受和想法，你想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王小妮：每首诗都不同，大风雪和一场雪有关。当时我在大连，下雪了，我已经多少年没看见雪了！就到街上乱走，有一条高尔基路，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居住的胡同。对别人它们的相似之处是上世纪初的殖民记忆，对于我，它是童年，是北方，是我的出处。那是一场大雪，很快就厚了，没了脚，有些靠路边行驶的车都失控，沿着斜坡滑下去，交警在忙，大雪片中看见远处广场上有兵的塑像，回到深圳，写了“大风雪”。
　　《十支水莲》是短暂住在郑州时候写的。春天，去鲜花市场，随手买了一些花，水莲最脆弱，最短时间里就挺不住了，十个脑袋东倒西歪的。人说，少不经事，我想，水莲恐怕是鲜花里最短命的。《十支水莲》写得很快。后来，放了几个月，回到深圳又改动过。
　　没有事先的“要表达”，写到哪儿算哪儿。
　　记者：你诗中的句子都非常简单、干练，是不是你提倡口语化的缘故？为什么青睐口语？徐敬亚曾经说过，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你有一种本领：使用平静的词语，却把话说得极刁狠，极尖刻，极多岔路！你的口语化写作是从一开始就确立的吗？
　　王小妮：对不起，我没提倡过“口语”，我好像从来没提倡过什么。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不喜欢用书面语，我感觉那不是我的语言，有些隔阂。
　　有些人一直认为只有某种假模假样的语言才是“诗的语言”。我的理解，根本没有那种东西！诗，是现实的意外。它所用的语言也必然只能是意外而全无套路可循。不然，诗，怎么能进入人的内心？
　　记者：你的诗离自己的生活有多远？你现在好像过着很宁静的生活，（比如随笔《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你觉得现在的生活与你的诗歌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平淡的生活里怎么找到诗意？
　　王小妮：可以肯定的是，我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而我的诗肯定要跳出我的生活。生活不是诗，我们不能活“反”了。我们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正常人。好像有人总在强调要活得像个“诗人”。我听到一个人说，他出门一定要搭出租车，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去挤大巴，好像诗人都是坐出租车的。他要这个待遇。听来好笑。多年以前，有些人说他要处级待遇，要局级待遇，难道诗人也成了个级别？平静生活很好，而平静永远是表面的。
　　在平淡中，在看来最没诗意里，看到“诗意”，才有意思，才高妙。现在的世界太现实。人天生就应该有奇思怪想。
　　也许有人需要以诗人的“态势”活着，那样他感觉好，我恰恰相反。
　　记者：你认为诗人一定是个人主义者，要非常地自我？
　　王小妮：是，是个人主义者，这是一个好词儿。别人可以认为写诗的人是集体主义者，那是别人的事儿，我坚持我的。
　　记者：在大众文化如此泛滥的年代，中国诗歌创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你怎么看待当代诗歌的处境，它与大众（接受者）这间的关系？
　　王小妮：大众文化满足了大众。而诗，只满足小众，首先满足了写诗的人自己，它就足够了，不能要求它不胜任的。
　　人人都喜欢诗是不正常的，回想一下，只有1958年和1976年清明前后。和那些畸形的年代比，我们当然更喜欢平凡年代。
　　中国，大众，当代诗歌，当代处境，都是一些大词大意思，和个人关联太少的大东西，太大了，不适于个人关注，我只管呆在具体和好的细节里。那些大事情留给评论空们去说吧。

2004年4月14日　原载《南方都市报》

附：评语两则

　　王小妮的写作沉着，从容，充满耐力。她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越写越好的诗人之一。她的诗歌优雅而锐利，她的语言简单而精确。她置身于广袤的世界，总是心存谦卑，敬畏生活，挚爱着平常而温暖的事物。她迷恋词语的力量，并渴望每一个词语都在她笔下散发出智慧的光泽和悠远的诗意，她的写作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建构诗性世界时面临的难度，以及面对难度时诗人所能做的各种努力。她发表于二○○三年度的《十支水莲》等一系列诗作，深刻地阐明了诗人内心的宽广、澄明、温情和悲悯，也再次见证了她在诗歌语言和诗歌节奏上的不凡禀赋。她良好的诗歌视力，充沛的创造能量，使得身处边缘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她的诗歌是可见的，质地纯粹，因此，也是最可期待的。

　　《十支水莲》，发于《诗歌月刊》2003年第七期，责任编辑王明韵。　　

　　王小妮2003年在《诗歌月刊》发表的《十支水莲》，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灵感之作。玻璃杯里10支静静开放的水莲，在诗人王小妮笔下变幻成了10个有生命、有灵魂的少年。他们“日夜开合像一个勤劳的人”，“他们每天在玻璃里坐牢”，“他们站在液体里发笑”，“他们纷纷跑出梦境窥视人间”，他们的身上洒满了“比水更光滑”的“水银之母”……正是通过对“像导师又像书童”的水莲内在生命的奇异想像与思考，诗人王小妮在组诗中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为什么水不肯流？为什么玻璃不肯破碎？植物想要什么样的自由？恶怎样从善里面走出来？诗人通过水莲告诉整个世界：在鲜花不声不响的绽放中，光荣没有了，英雄也没有了……全诗终止于诗人对时间的思考：“花不觉得生命太短/人却活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