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
[2006-9-19]
作者：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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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诗探索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17～34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008
【 标 题 】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
【 作 者 】沈奇 【 正 文 】 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诗歌，是以一场“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为浓重记忆而结尾的。对于这场论争，在一般诗歌公众看来，似乎是由“民间”一方率先发难，“知识分子”一方被动应战的“是非之争”、“权利之争”，且因“知识分子”一方的一些代表诗人，利用阐释空间的偏狭，在90年代的中国大陆诗坛占尽声名、立为主流，“民间”一方不免给人以“造反”、“争风”的嫌疑。同时，在急于进入历史的“学术产业”那里，更将惟“知识分子写作”为旨归的所谓“90年代诗歌”，视为已可论定入史的事，是以必然视不期而遇的“民间立场”的“揭竿而起”为“争名夺利”的“闹事”。其实这场论争的肇因潜伏已久。论争爆发的形式不无偶然性，但还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一个公正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吁求与辩白，是必然迟早要发生的事。在这里，真正被动应战的，是一再被遮蔽、被忽略、被排斥在“阐释话语权力”（这一权力如何生成，将在后文展述）之外的“民间”一方诗人，亦即非“知识分子写作”圈内的诗人以及大量代表着更新的诗歌生长点的年轻诗人。毋庸讳言，被迫应战或者说挑战的“民间立场”一方，在诗学之争的同时，带有强烈的“权利之争”的色彩（而且这种“色彩”是敞亮的，非阴性的），但说到底他们争的只是同一阵营多元共存的“生存权”，是在“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宰制权力”面前，向历史讨一个公正的说法！
然而今天看来，连这种“讨公正”的想法都已变得幼稚和悲凉。一方面，在“盘峰会议”上，一些心胸狭隘的“知识分子写作”之诗人和评论家，先入为主地刻意将不同时空下，非“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对来自“知识分子写作”诗歌的漠视与排斥所作的散点式的反弹，阐释为“《年鉴》是个阴谋，《算帐》要搞运动”（王家新语），从而导致变了味的论战；一方面，在“盘峰会议”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抛出化名“子岸”编撰的《90年代诗歌纪事》，在《山花》杂志刊出，紧接着又拼凑出一部《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王家新、孙文波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次举动，再次震惊了纯正诗歌阵营（尽管它已变得不那么纯正了，但仅从非官方的自由写作立场而言，我仍然坚持这一命名与认同）。看来，“知识分子写作”者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历史”的促迫下，扮演起“诗歌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将一己的成就及圈子化的存在推为至尊，造势为主流，以再次强化“宰制权力”而无视历史的真实。对此，作为90年代诗歌——时空概念而非圈子概念的90年代诗歌的观察者之一，我想就这场论争及《备忘录》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一点纯属个人的看法，并对重新上路于新世纪的现代汉诗，提供一点个人化的思考。当然，再次执笔于这样的文章，对于至今恪守同一阵营论争理念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精神磨砺而不无沉重之感。 一、命名与正名：谁的“90年代”？ 谁都知道，作为时空概念的中国大陆之“90年代诗歌”，是一个多种路向并进、多元美学探求并存的集合。这种集合中，有80年代朦胧诗、第三代诗的分延与再造，也有在生命形态和美学趣味上与80年代判然有别的新的诗歌生长点的开启与拓展。承继新诗潮的运作策略，民间诗刊、诗报依然是这十年中纯正诗歌阵营的主要阵地。在《他们》、《非非》之后，又相继创生了《反对》、《象罔》、《倾向》、《现代汉语》、《诗参考》、《北回归线》、《葵》、《锋刃》等，成为90年代诗歌集结的重镇，其中《诗参考》一直坚持至今，成为横贯整个90年代的重要文献。大体而言，仅就90年代诗歌最有生气、最具诗学意义而形成较大影响的优秀部分来说，有以于坚、韩东、小海等为代表的“他们”诗派，以周伦佑、杨黎、何小竹等为代表的“非非”诗派，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张曙光、陈东东、臧棣等为代表的后来合成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以翟永明、王小妮等为代表的女诗人群体，以伊沙、侯马、余怒、马永波、盛兴等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群，以车前子、树才、莫非为代表的“另类写作”群体，还有牛汉、郑敏、昌耀、任洪渊、林莽等中老年杰出诗人和诸如杨克、阿坚、李汉荣等一大批坚持独立写作立场而品质不凡的诗人，以及创作于80年代而成名影响于90年代的天才诗人海子——这样的一种集合（尚不包括海外大陆诗人），即或仅就观念层面而言，也各有所长，以各具特色的成就，共同构成了整个90年代的宏大诗歌景观。但很快，这种景观就被一些人改写为惟“知识分子写作”为主为尊的新版图，由原来的多元视野变成转来转去就那么几个人的圈子视点，且刻意以“90年代诗歌”命名之，造成严重的遮蔽，也同时埋下纷争的肇因。其实“圈子”也是一种合理的客观存在，且每一个“圈子”都必然会对其他“圈子”有一定的排斥性，但这种“排斥性”应该是限于美学趣味范畴的，只是到了“知识分子写作”者那里，却因了各种因素的促成，演变成了一种宰制性的权力话语。
有必要梳理一下这种演变的过程。
1994年10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主持的题为“当前诗歌：思考及对策”的座谈会上，吴思敬就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诗歌成就，开列了一个代表诗人的名单并予以简括评价，指出“海子本身就是一部大诗”。西川“有明确的方向，最终以他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韩东“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尽管有偏颇的地方，但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于坚“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构成，有很多新颖特殊的艺术主张，创作跨越几个时期，有代表性”。“王家新也很独特，由朦胧诗人向新生代诗人过渡完成得很好，他这两年的一些代表作品，其哲学和诗学的思考都很深刻，而且坚实质朴，不玩虚词”。陈东东“方向感很强，有特别的诗质，形成影响”。“作为整体的存在，四川‘非非’的贡献不乏合理的成分，其革命性的诗学主张有其精神方面的影响”。“女诗人中，则有伊蕾、陆忆敏、翟永明、唐亚平等一批优秀者”。“1990年以后，伊沙是最突出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伊沙的存在是特殊的、独立的，……可以说是‘后现代诗’的代表，已构成一种伊沙现象”。吴思敬当时所作的这个简括勾勒，在今天看来，都是较为全面、客观和公允的，不失为对90年代中期大陆诗歌景观之最突出部分的合理描述。在这个会上，程光炜的发言特别强调了：“当前的诗歌发展可以说已到了一个临界点，大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臧棣的发言则正式提出：“可以用个人写作这个概念，来概括目前当代诗歌正在经历的一个诗歌阶段：当代诗歌正呈现出一种个人写作的状态。这个概念，在许多优秀的当代诗人那里，比如在欧阳江河、肖开愚、西川、陈东东、孙文波、张曙光、王家新、翟永明、钟鸣等人身上达成了共识。”很明显，臧棣开列的这个名单，已构成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雏型，再加上西渡和臧棣自己，就成了沿袭至今的所谓“90年代诗歌”的主力阵容（顺便说一句，这一阵容中的诗人大名和他们的理论与批评家们的大名，在化名“子岸”编撰的所谓《90年代诗歌纪事》年表中，几乎年年突出、月月有名，而其他所有在90年代诗歌进程中同样不懈努力且成就卓著的诗人、评论家，统统成了他们的陪衬甚或化为乌有！）。有意味的是，臧棣在这个发言的最后又开列了另一份名单，并特别指出：“此外，我们也应看到还存在着‘另一个90年代’的诗人群体，其中代表性的诗人有清平、西渡、余弦、朱朱、余刚、桑克、郑单衣、伊沙、王艾、刘立杆等人。对这些诗人的状况，当代诗歌批评甚至没能提供一份粗略地勾勒其状况的报告。”当然，这份“另一个90年代”的诗人群体，还应包括臧棣本人，而无疑，同时作为批评家的臧棣，此时的胸怀和视野，还是宽容和广阔的（有关《当前诗歌：思考与对策》，见《作家》1995年第5期）
这次由《诗探索》编辑部在例行碰头会之后顺便召集的小范围讨论会，不幸真的成了一个“临界点”，此后的纯正诗歌阵营，逐渐开始出现了裂变和分化。先是北大中文系部分学生在神化圣化海子的同时，指斥于坚的长诗《0档案》是一堆语言垃圾，对此， 在我的提议下（此提议被子岸指称为“奔走游说”），由谢冕主持的北大“批评家周末”举行了“对《0档案》发言”讨论会，到会的大多数连同谢冕， 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展开了有益的论争。与会的臧棣在发言中也认为：“说《0档案》是一堆‘语言垃圾’，我不同意。”“《0档案》确实是由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提供给我们的一首有创造性的诗，显然这种创造性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那么杰出与罕见。”并特别指出“这种创造性也正是我所要质疑的东西”。“我质疑的是，不能以此来作为评价和批评诗歌的标准”。然而作为“标准”的确立，此后很快成为“知识分子写作”者指认“90年代诗歌”的专利，“个人化”、“叙事策略”、“知识分子立场”、“西方资源”等等，将一少部分诗人达成的“共识”，标举为整个90年代诗歌的经典范式，由此引起的非“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质疑”，则被斥为“阴谋”，不知又算哪一路子“学理”？随后，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的90年代诗歌部分，既收入了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的作品，也收入了周伦佑、伊沙的作品。其间谢冕先生还主持编选了16卷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对横贯80年代和90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作了一个厚重的总结。时值世纪末，历史虚位以待，成名诗人们忙着确立自己的位子，“学术产业”加速扩展势力范围，一切都显得过于浮躁与虚妄，但一切又似乎都在情理之中。此时，各种带有总结性的诗歌选本连续问世，其中较突出的有纯属诗社诗选的《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与《〈他们〉十年诗歌选》，和两部标有“90年代”的综合性诗选，即由杨克主编的《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和列入“90年代文学书系”由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前者或许失于风格模糊，但因其较为客观、公允和全面的视野而获得普遍认同，后者则引发了后来的论争。
按说，一位评论家依照自己的研究框架与美学趣味，编选一部合乎其框架与趣味理念的诗选，别人是无权横加指责的。问题在于，《岁月的遗照》并未声明是一部纯风格式诗选，或是一种流派或社团诗选，而基本上是以为90年代诗歌作总结为主旨的，这从选本中收入了于坚、韩东的诗，以及几位诗坛新人的诗可以看出，但实质上，整部诗选却又完全是在为观念意义上的“90年代诗歌”亦即圈子意识上的“知识分子写作”者诗歌张目代言，于坚、韩东的入选则完全成了“门脸”的需要和陪衬。正是这种实质与主旨的严重背离，引起了纯正诗歌阵营的普遍质疑：这是谁的90年代诗歌？
其实，连为“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辩护者也承认：“‘90年代诗歌’是一个有些含混的说法，它引申出的相关论述，比如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叙事性等，并不针对整个90年代这个历史时段，也没有穷尽当下写作的全部现实。当下诗歌现实仍是‘巴尔干化’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诗人群落占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秉承着不同的观念和理想，基于是在不同的时代里写作，当然其中也存在着雷同、模仿和偏执倾向掩盖下的浪费。不仅如此，‘90年代诗歌’旗下的代表性诗人，虽然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写作理念，但随着‘个人诗歌谱系’（唐晓渡语）的建立，其间的差异和分歧远远要超过假想的一致性。”（注：姜涛：《可疑的反思及反思话语的可能性》，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37页。）既然是“含混的”，缺乏“一致性”，就很难讲是“风格”或“观念”意义上的编选，反过来说，它就是为时空意义上的90年代诗歌作总结，作“另一意义的命名”（程光炜语），带有“史”的意味，主旨是明确的。这就难免涉及到这样的推理：90年代诗歌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90年代诗歌”，再加上一点点绕不开去的于坚、韩东，其他的存在都是次要的、另类的、无足轻重的——这正是这部《岁月的遗照》之所以引起广泛异议乃至“揭竿而起”的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其实又很简单：只需将于坚、韩东去掉，改成《岁月的遗照——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诗选》不就行了吗？不就是一部很纯粹很漂亮的流派诗选吗？有如朦胧诗《五人诗选》，有如《〈他们〉十年诗歌选》等，可为什么不呢？！且在论争之后，依然刻意以《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为名，再次将“知识分子写作”群体推为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的圭臬，而无视“巴尔干化”的“诗歌现实”。更恶劣的是，该《备忘录》还以“子岸”化名，编造出一个所谓的《90年代诗歌纪事》，在10年116个月（1999年编至8月）里，只见“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频频亮相，风流绝代，一诗一文每行每字都纪录在案，其他“群岛上的对话”之诗歌人、事，皆不是陪衬，就是化为乌有，通篇充斥着“惟我是90年代代表”的权贵之气。这里仅举一例：作为这十年中对现代汉诗诗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仲义先生，连续出版诗学专著五部（全部出版于90年代），发表大量理论与批评文章，于创作论、诗人论、诗潮论、方法论等诸方面都多有建树，影响卓著于海内外，却因为“身处边缘、民间，无须顺应主流，附庸他者，服膺正宗”（陈仲义语），而在“子岸”的《纪事》中，仅只有蜻蜓点水式的提及，可想而知，其他“非我族类”的诗歌人、事，会遭遇怎样的“历史待遇”——这是一次毫无遮掩的暴露，一次公开的欺世盗名的“诗歌政治知识分子”行径，其偏执与虚妄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其实问题同样很简单，无论是《备忘录》还是《纪事》，只需删除“非我族类”的陪衬，冠以“知识分子写作”的命名，不就是一部很有流派价值的历史文献吗？可并非“弱智”，也从不“头晕”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们，何以非拽着“90年代诗歌”这张大旗做虎皮呢？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不是故意欺负人吗？可见，从一开始，所谓“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就不纯粹是观念意义上的，到《备忘录》的抛出，事情已相当明了了。
相比较于“诗歌政治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大陆90年诗歌版图的“宰制性”歪曲与改写，有必要在这里再举证另外两种对90年代诗歌的编选指认，一是由李少君主持的《天涯》杂志“90年代诗歌精选”专栏，一是由台湾青年诗人、诗评家黄梁主编，台湾唐山出版社1999年初出版的“大陆先锋诗丛”（收朱文、海上、马永波、余怒、周伦佑、虹影、于坚、孟浪、柏桦九人个集和一部九人诗学论文合集），其严肃纯正的专业眼光和兼容并包的学术情怀（有情怀的学术而非产业化的学术）无异于一种鉴照，所有熟悉90年代诗歌进程的人们，都不难在比较中得以明识。 二、历史与现实：批评的吊诡 纯正诗歌阵营的这场纷争，有源自诗人们心理机制病变的肇因，更有诗歌批评境遇的变异所埋下的危机，这是更深层的肇因——批评的吊诡，使我们共同被历史所捉弄，从而过早地催生了意气，当然，也同时提前开启了对批评空间的重构。
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在纯正诗歌阵营里，所谓批评的“话语权力”是否存在？尤其在当代批评已不再充任价值判断的角色，批评已成为与作品的对话乃至对批评自身的阐释，成为自在自明的另一种意义的写作时，人们时刻顾忌的那种“裁判的权力”、“史的权利”以及人们习惯性地赋予批评的种种“权力”，是否因此而“缺席”或至少是减弱？正是在这里，我看到，当“民间”诗人们纷纷质疑或指斥程光炜的《岁月的遗照》时，连同编者本人在内的批评家们所流露出的那种不无真诚的窘怒（情感上的）和不无矜持的蔑视（所谓学理上的），那无疑是在提示：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无理取闹？实则假如有关诗歌批评的“话语权力”，以及由此而共生的有关“知识分子写作”的“宰制权利”话语真是一个“假想敌”的话，那么，至少就对《岁月的遗照》的指斥而言，确实就成了无理取闹，成了被姜涛所指污的所谓“市井叫骂战略和泼皮智慧”了（注：姜涛：《可疑的反思及反思话语的可能性》，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37页。），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对诗歌批评的梳理与反思，要从两方面去看：批评自身的演变和批评期待的实在。新时期以来，这两个方面一直因了历史的成因而纠结在一起，成为互为依赖互为指涉的共同体。只是到90年代后，随着对抗的初步消解，纯正诗歌写作地位的初步确立，一部分批评家开始疏忘批评期待的存在。或认为那已是一个过时的存在，很少深入考虑到，对当代中国诗歌而言，这种期待的心理惯势，不但没有因对抗的消解而消解，也从未因地位的确立而少有减弱。与此同时，随着批评的急剧学术化、产业化、非现场化，还有诗歌批评资源的相对匮乏，批评（作为批评家那里的）与批评期待（作为诗人那里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便日趋加剧，而危机正由此产生。
是历史的荣耀使后来的人们总是难以忘却那最初的胜景：以朦胧诗为主体的崛起诗群，是怎样因了“三个崛起”论者的“铁肩担道义”，获得巨大的精神支撑和理论支撑，从而共同创造了一个批评与创作同舟共济、息息相通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的诗歌批评效应，有如晨星般地留在了黎明中出发上路的第三代诗人心中，也不无诱惑地时时回闪在奋进于90年代的诗人心头，最终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情结，即或时代转型，由这份情结生成的批评期待却总是难以也随之“转型”，看似有违学理，却又在情理之中——而所谓诗歌批评以及所谓诗学，在我看来，从来就是离生命更近、离学术稍远的一种特殊学科，离开情怀的照拂，离开对鲜活的诗歌现场和诗歌生命的呼应，所谓的学理与学术，将是何等苍白！
由此逐渐生成了一个令历史犯难，令批评家犯窘的诗歌批评境遇：一方面，批评自身要返身学科化，甩掉涉嫌“社会学批评”的包袱，以图成为“学术产业”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科研项目或博士论文；一方面，依然在路上、在作新的、更深层次的“突围”的诗人们，却一如既往地期待着90年代的诗歌批评，要如新诗潮出发时那样呼应和评判他们的存在。诗歌批评家们在“转型”中力图寻找与尽快确立在“学术产业”中的“权威”，诗人们却硬要拽着自顾不暇的批评家们，继续充当对当下诗歌发言的“权威”。坦白地讲，就理性认识而言，诗人们并非不知道批评“转型”成什么样了，但从感情上、从心理惯性上，总是难以接受对那份批评期待的“断奶”——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在权威诗评家那里去讨说法，已是大家都熟悉都认同的诗歌现实——而矛盾的焦点正在这里。
表面看起来，所谓诗歌批评的“话语权力”，是满怀“过了时”和“批评期待”的诗人们强加给批评家们的，但处于“转型”中的诗歌批评家，尤其是那些身在学院而已由历史塑成声名的权威批评家们，并未能由此而脱离“权力”的干系。人们知道，是他们在撰写“诗歌史”，由他们编选的诗选具有史的影响和现实的号召力，因此，他们发出的声音，总是无可避免地带有“权力”的影子，以至让诗人们总是发出猎犬般敏感的嗅疑。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合谋所形成的批评境遇，加之诸如文学机制、教育机制等中国特色的因素所形成的局限，身处其中的诗歌批评家们，谁也无法“撇清”或“高蹈”。试想，由我和李震参与具体编选，由亲友们捐资出版的《胡宽诗集》，假若未举荐到北京权威批评家们那里，通过“胡宽诗歌作品研讨会”得以追认，这位天才诗人的存在岂非至今还是不为人知的亡魂而成为历史的缺憾？而这样的缺憾，亦即因批评“转型”和阐释空间的偏狭所致对诗歌现场的一再疏离，对被杨克称之为“冰山在水面下的这一大部分”的漠视所造成的缺憾，又何止胡宽一例？且到了90年代已发展到何等严重的地步？及至久抱“期待缺憾”的诗人们，看到带有总结意味且打着“90年代诗歌”旗号的《岁月的遗照》，竟然仍只是对“冰山”上面的一少部分给予“学术观照”及史的指认时，人们的不满与愤怒不正是理所当然的吗？
这是历史的吊诡，批评家和诗人们实则都是被这“吊诡的历史”所捉弄的受害者。批评家可以指责诗人们过于看重“名份”，且这“名份”的指认也非批评所能完全承担的，但面对诗歌的普遍被冷落，有情怀的批评家是否也应该对那一份“期待”的渴望予以充分的理解，视为批评暂时无法脱身他去的一点责任，而不是用所谓的学术替代情怀。同理，广大的诗人们，尤其是“冰山在水面下的”那“一大部分”诗人们，更应该及时消解因历史所形成的那种“批评期待”的幻想，自甘认领寂寞前行的宿命。历史确已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多元生存的诗歌空间已初步形成，无须再“弱智”地依赖观念意义上的权威与中心。而且，历史和现实也已一再证实，人们期待中的那种公正与全面的批评视野，早已成昨日黄花，难以为继，再怪只能怪自己过于“天真和幼稚”（中岛语）。更何况，今日批评家们所急于书写与编撰的历史，因了时代的局限性，依然只是过渡性的，一切才刚刚开始，人们的眼光应看得更远，不必过于计较眼下浅近的些许功利。
由此可说，“盘峰诗会”及其后的论争，涉及诗歌批评及诗歌编选的部分，发难者和回应者双方的观点都不无合理性，同时也自然谁也无法说服谁。而正是循这个思路，我特别看重“民间立场”试图重建诗歌批评空间的意向，包括以非主流、非中心、非权威姿态而进行的《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都无疑是在历史的“临界点”，解开了长期困扰于纯正诗歌阵营中那个“批评的吊诡”的死结，开启了一条广阔的生路——《年鉴》编选的立场，重心在为“冰山在水面下的这一大部分”诗歌现实张目代言，并由此不断发现与推举来自“这一大部分”中的新的诗歌生长点，从而充分展示“更为健康的诗歌地平线”（谢有顺：《诗歌在前进》）。这一带有“田野考察”风格（这一风格几乎是整个90年代诗歌批评一直缺少的）的民间化的编选立场，无疑是对“庙堂圈点”式的学院化编选的一种历史性反拨，也同时是一种历史性的互补。反拨的意义，在于结束多年来越演越烈的惟北京中心／学院中心为是的一元化批评诉求与阐释模式，从根本上消除由此引起的各种偏颇、缺失与误解；互补的意义，在于给很难进入学院及权贵批评视野而大量散落于民间的诗歌新人、新的生长点以新的集结与阐释的可能，从而修复90年代以降因各种因素所致，被一再精英化、单一化而致狭隘化了的批评空间，使之回到真正多元健康的状态，回到丰富深广的大地和共同呼吸共同拥有的天空——这是一个时代的吁求，这吁求终于在世纪之交中得以艰难地实现，并由此改写了所谓“观念意义”上的“90年代诗歌”秩序，实在可算是中国诗歌的历史之幸。同时，这一改写也表明，作为中国诗歌最活跃、最坚实、最富生气的这一部分，亦即永远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韩东语）的民间写作诗歌部分，其不可遏止的创造活力和不可估量的勃勃生机！当然，需要再一次提示的是：在这里，“民间”不是身份，而是一种姿态。 三、虚妄与真实：面对共同的新世纪 历史的虚位以待，个人心理机制的病变，圈子意识的膨胀，“学术产业”的压抑，诗歌批评资源的相对匮乏及其单一化的型态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陷阱”。在这个共同的“陷阱”中，没有谁是“猎手”，也没有谁是“猎物”，有的只应该是对虚妄的消解和对真实的恢复。正如谢有顺在为《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所撰写的题为《诗歌在前进》（载《山花》2000年第4 期）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从来不认为诗学争论是什么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击，而是把争论理解为一种恢复，即每一个诗人、每一种写作恢复到它本应有的位置和空间里。……这实际上是个艰巨的清场过程，只有保证了这一过程的完成，诗歌的继续革命才有进一步的可能。”
确实，在我看来，中国诗歌的世纪末那场论争，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恢复真实”，恢复“每一个诗人、每一种写作”的本来面目和位置，以此为基石，才能谈得上进入建设性的对话与共进。然而这种“恢复”又是何等的艰难？！因为从一开始，在“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看来，这个“命题”就不存在，那个“90年代诗歌”的历史之场，本来就是“清”的，何须再“清”？是“民间立场”故意搅混水，以图改写已为权贵话语认定了的“历史”，并指认这种“改写”是“以‘知识分子写作’为对象的新一轮的丑化行动”（臧棣语）而发动的。如此，“知识分子写作”者们从“学理上”认定“民间立场”人为地制造了两个“假想敌”：一个是为诗歌批评的“权力话语”所宰制的“假想敌”，一个是诗歌历史被“主流话语”所改写的“假想敌”。前者，我已在上文予以初步论述，后者，则只需引用一下被誉为体现了“建设性的态度和君子风度”（敬文东语）的《备忘录》中，“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自我缠绕不清的“陈述”，即可自明其白。
在《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一文中，臧棣开篇即指认：“‘知识分子写作’从它的自我命名之日起，就面临着被丑化和庸俗化的双重危险。庸俗化的危险主要来自其内部，或者说，来自它的参与者的自我神话的潜在倾向。但是，在这里，既然被论战所吸引，我更想谈论的是它目前所身陷的被丑化的处境。”从行文中可见，“知识分子写作”之“庸俗化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存在且“主要来自内部”，这种“危险”主要是其“参与者的自我神话的潜在倾向”，怎样的“自我神话”，臧文虽没作明示，但整个90年代诗歌进程中尤其是在90年代下半时段里，这种“自我神话”早已由“潜在”而公开，也正是这种“自我神化”的急剧膨胀，成了催生纯正诗歌阵营裂变与分化的重要因素，而“神话”、“史化”、“知识分子写作”所形成的遮蔽与伤害，在包括“民间立场”在内的所有非“知识分子写作”者那里，也早已成路人皆知的事了。文章进一步指出：“80年代以来，在诗歌领域，丑化作为一种文学行动，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它的表演。……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包含了值得激赏的文学觉悟，但它最主要的美学动力，却是从丑化朦胧诗转化而来……”第三代诗人如何丑化朦胧诗，臧文同样没有展述，大概是指当年第三代诗人崛起时，喊了几嗓子“pass××”而言吧？这笔旧账其实是有必要做些清理与反思的，但有意味的是，我在整部《备忘录》中所看到的，除了“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自相矛盾的指涉与鼓吹外，大量出现的，却是对伟大的80年代、对不可磨灭的第三代诗歌极为可疑的“反思”。换句话说，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神话”，是以贬损乃至改写80年代诗歌运动及第三代诗歌价值为其“美学动力”的，有些偏见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例如：孙文波在《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一文中，竟指认“80年代是产生了少量的好诗人，而不是产生普遍的好作品的时代，曾经有过的、某些作品的价值不是看错了，就是其真正的意义被夸大了，一代诗人的成熟还需要时间的打磨。革命之后的发展才更为关键”。这些话表面看来冠冕堂皇，其实心机埋得很深也很明确，这就是以削弱80年代和第三代诗歌的历史地位，来为抬高惟“知识分子写作”为是的所谓“90年代诗歌”的历史地位做铺垫。这种削弱与抬高到了陈晓明的《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一文中，干脆直陈：“‘非非派’之类的胡闹在90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神圣肃穆的沉思默想。”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要诗派，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非非》竟被斥之为“胡闹”，而“知识分子写作”则是“神圣肃穆”，如此的恶贬猛褒，简直让人瞠目结舌（顺便说一句，陈晓明先生一直是我心仪和敬重的批评家，不知何以在此竟武断到如此地步？同时申明，我也不同意于坚对《非非》的某些论断）。倒是这篇文章中论及“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些说法，无意中印证了所谓“民间立场”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丑化”，并非无理取闹或一家之言。文中指认西川“一度还试图从书本中发掘诗的文化资源，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热爱书本而回避现实的诗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注：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在历史的断裂处，已经无路可走，对于思想和表意策略都面临改弦更张的一代诗人来说，就势必落入一片精神深渊——以个人的方式隐蔽于其中，这几乎是绝处逢生的机遇。这对于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等本来就热衷于知识的诗人来说，更有一种如归帮里的惊喜”。（注：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谈到王家新“不断地借用西方或苏俄的思想资源，王家新构造了一种‘后政治学’的表意策略。……他的诗里总是大量出现西方文化场景，不断地重写那些现代派经典作家和诗人，发掘他们的精神，构成王家新写作连续性的主题和灵感”（注：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第101—102页。）。只要细读这些文字，不难发现，文中对“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人物的指认，与“民间立场”所发出的指认——如“读者诗人”、“脱离中国人生存现场的‘暗房工作者’”、“图解知识”等，除了说法上的不同，并无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写诗成了纯粹知识与语词之大脑的活动，“这里的词与物完全脱离当代社会现实”（陈文中语），无血无肉无生命的痛感，也无行走于田野街市的身体与灵魂，恰如林贤治在《50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注：载《书屋》2000年第4 期。）一文中所指出的：“当今时世，人们都喜欢使用大脑，丢弃心灵，甚至憎恶真诚和朴素。”这种被杨远宏称之为“没有血热的‘冷热’”的“知识分子写作”，确实“是并非一切都无可挑剔”的（注：杨远宏：《暗淡与光芒》，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至于“个人写作”、“叙事”、“反讽”等所谓“更具建设性”和“深刻变化”（王家新语）的写作认知与修辞策略，连王家新自己也知道“绝不仅是限于某个小圈子里的‘知识气候’”（《备忘录》代序），它甚至可以追溯到80年代第三代诗歌的写作中去，而绝非“知识分子写作”的专利。那么，最后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到底站在哪里、意欲何方？还是程光炜总结得最清楚：“朦胧诗人希图重建的是一种二元对立模式里的政治意味的诗学秩序，第三代诗人则通过达达的手段对付复杂的诗艺，文化的反抗被降低为文化的表演。《倾向》以及后来更名的《南方诗志》对《今天》、《他们》、《非非》艺术权威的取代，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诗歌思潮对另一个诗歌思潮的顶替，它们之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的关系，而是福柯所言那种‘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形构’。或者说它们不是一种‘艺术趣味’能够涵括得了的。在我看来，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普遍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注：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 页。）找到一个权威，确立一种秩序，对90年代诗歌作“另一意义的命名”，以其“明灯”船的光耀进入历史、改写历史——这，就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全部逻辑和最终立场。
似乎已经无须再作引证了。说到底，其一，《算账》不是要搞运动，而只是向为一种自我蒙骗的虚妄搞昏了头的同路人提个醒；对“运动情结”的清理，大概我算比较早提出的（注：沈奇：《运动情结与科学精神》，1992年10月。），不会“弱智”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且自认也搞不起什么运动。其二，《年鉴》不是阴谋，只是对一再被改写的90年代诗歌历史的一种公开的反拨与修补。其三，“知识分子写作”既不等于“90年代诗歌”，也不代表“90年代诗歌”，它只是“90年代诗歌”较为突显、活跃和具有相当诗学价值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并未能“明灯”般地照亮其他诗歌部分，它照亮的只是它自身，而它所意欲建立的秩序无异于一种反秩序，或者顶多是无视民间存在的“庙堂秩序”。其四，借用张曙光的话：“对90年代诗歌的整体评价由后人来进行肯定要比现在急于盖棺定论会好得多，客观得多。”（注：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见《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由此分延出一个提示：一切急于进入历史的人和事，必被历史所修正。其五，心理机制的病变亦即欲望与权利的文本化、言论化、学术化，是90年代诗歌的通病，这种病变在纯正诗歌阵营几个路向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只不过有的敞亮、公开，有的阴暗、隐蔽，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不道德的只是那些假学术与学理之名行欲望与权利之实还故意撇清的人，且必须指出：伪造历史比所谓的“市井叫骂”和“泼皮智慧”更要不得。
而时光已由“岁月的遗照”中走出，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新世纪，同时也共同面对一个更强大更坚硬的挑战者：网络、媒体、高科技，以及欲望的普遍物质化、非诗化……回首世纪之初，正是新诗的破晓之声，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空间撞开了新的天地，继而成为百年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尤其是年轻生命之最为真实、自由而活跃的呼吸和言说。不无尴尬的是，我们由此而虚构过一个只知“诗”而不知金钱的时代，随即又陷落于一个只知金钱而不知诗的时代。世纪交替，爱诗、写诗，反而成了远离大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遗迹，本属于诗人的桂冠，现在在商人和文化名星头上闪耀！然而一个让精神黯然伤神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民族，一个让诗情远离人生的生命的不完整的生命——过渡是必然的，在这个艰难而迷惘的过渡时空，一切为诗的存在与发展而发出的声音都是值得珍惜的。而令人欣慰的是，总是有更多的年轻的生命，加入到对诗的挽留与热爱中来，有如野火般地传承着一个民族的诗情、诗心和诗的传统——或许，这才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系所在！
而新世纪的中国诗歌，该有一个新的反省与出发。当商业文化将诗的生存挤迫到一个极狭小的生存空间时，只有直面认领这种宿命，方可安妥诗的灵魂，以求再生。诗在未来相当一段时空下，或将不再充当精神号角或灯塔的角色，而很可能只是物化世界之暗夜中的几粒萤火虫，以她微弱而素朴的光亮，引发人们对她的重新认知和热爱。因此，就诗的理论与批评而言，似该告别日趋空转的“学术产业”，回归感性体验，回归生命诗学；就诗的创作而言，更须拒绝高蹈与傲慢，转换话语，落于日常，回归素朴与坚实、培养读众也亲近读众。有如理想催生过虚妄，现实也正期冀着虔敬，水静流深，任重道远。新诗尚年少，有过卓越的追求，也不乏骄人的成就，然百年一瞬，其实一切才刚刚起步。时值社会转型，历史将诗再度放逐，收摄于小众，冷寂于边缘，只有诗人们自己能看重这种相互的存在，如最后营地的守望者。值此，正负考量，正好退虚火、清妄障，抖掉不期然背上的种种包袱，轻装净心，重新上路，去拓展更纯粹、更灿烂的前景！
为此，我在这里再次呼吁——
结束目前不无虚妄与意气的论战，回到真正有益于团结、有益于建设性的对话与反思中去——
回到我们出发的源头上去；
回到我们诗性生命的初稿上去；
回到谅解、回到宽容、回到善；
回到共同面对的新世纪，重建我们共同拥有的爱心和共同承担的守望，用共同的创造去开辟新的诗歌地平线！
2000.5.2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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