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

　　　　　　　　　　　　　　　　　　　　——关于《方圆四十里》

　　知青运动从发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被阐释。几千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向农村、山区及边远之地大迁徙大流放，造成的历史动荡，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余波未已。回答当年这场大规模的知青运动的因由和结局，自然成为历史任务，如果我们不想遗忘，那么三十多年时间，亦不足以阻止我们追问当年事件的真相。显然，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等角度，对知青运动发生及其全部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有可能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然而单有这些清理还不够，还不能回答我们的全部追问。这追问，来源于更深的人类立场，中国发生这一史无前例的“人的放逐”所导致的一代人的荒原化，远不是青春和成长的艰难与痛苦可以概括得了的，青春无悔与青春忏悔，都只是情感和心理上的问题，而生命所遭遇的毁败却更痛彻地深入我们真实的记忆，由此抽象为一种人类之痛。因为有这追问，所有那些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历史学解释，还是显得轻了，或者说，这追问之重仍然需要由文学来承担。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并没有因为有了各种历史学的解释就不再期望于文学。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八十年代“知青小说”所做的努力，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逐渐让纪实性的文字取代，但纪实性的叙述并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真实深度，反而被一种“亲历者”的情感叙事遮蔽了，成为肤浅的倾诉或传奇。“知青小说”在整个九十年代差不多销声匿迹，知青生活成为一个变得遥远了的极地。仅有的一两部引起社会注意的小说，亦还是以个人的悲欢离合吸引读者兴趣，而道德性的社会政治主题仍然被一再重复，不见任何新意；另外像《沉雪》这样的知青文学，力辟新路，试图从女性同性恋角度再现人生的沉重苦难，但偏于心理探索，换了另外一种背景和环境同样可以这样着笔，个体意义突出，对于知青运动的人类内容却还不能够展开。二OOO年后，“知青小说”的转机，从《收获》上的一部中篇小说《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开始。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通过‘狂欢“式的描写，突出了知青时代人性的荒芜和生命渴望，这使我们对于文学重返知青生活的极地，带来了新的可能。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文学涉及到的历史与现实而言，知青时代、知青运动、知青生活并非一定是重要的写作对象，而对于知青时代、知青运动、知青生活，文学却是它需要依凭的重要的表达方式，问题的关键恰恰在文学会给它保留多少有价值的记忆，和创建多少新的阐释空间。
　　这样，在二OO四年读到了王小妮的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这部小说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回望知青运动历史，并期待通过文学方式来回答我们的追问。
　　王小妮是一个诗人，她的小说写作首先突出了诗人的一些特点。主要在她对于细节的抽象能力，远较专业小说家不同，这不仅体现为语言表达的技艺，而是在对人物叙事的整体把握上。或者说，王小妮意识到对知青生活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才能够重构关于它的记忆，所以抽象化的叙事，就成为她写作的必然选择。显然《方圆四十里》通过抽象化叙事，回避了那种惯常的历史整合的思路，所以我们读不到关于知青生活的历史性的完整故事，它只在抽象的层面上指向细节，指向那个由细节构成的特定空间:方圆四十里。它在我们的阅读中，是一幅由细节联缀起来的记忆地图，就像小说作者给读者描画的锦绣公社知青点假想图那样。由此，可以理解《方圆四十里》叙事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特征。按作者的说法，她要写的是自然散碎的生活，无须编织，这个说法并不新颖，但在写作中却包含了小说作者对于历史真实的自觉要求，和一个诗人对于“真正的生活”理念的坚持。如果按照一般小说整合故事的常规，可以通过历史整合的方式使作者叙述的知青生活具有完整性，那么这种完整却有可能因为其中强大的因果关系被筛去其原真性，这是作者的写作不愿意的。所以宁可反常规，放弃历史整合，而把它碎片化，从碎片化汲留更多的真实，以至直逼历史真相，这才能完成作者自己的写作目标。根据这部小说的诗人写作特点，我把她整合故事的方式称为“意象整合”。因此，《方圆四十里》作为贯注了诗人的意绪的小说，从最初的写作意图上就把它与以前的知青小说区别开来了。
　　这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叙述者的身份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先期性地存在于叙事之前，并且由作者做了说明。我们当然注意到了写作者的知青经历，虽然作为“亲历者”，作者并没有打算把她的这一身份带入写作观点中，然而这并不等于作者真的会置身事外，只不过经过三十年时间，七十年代后的知青成为二OOO年代的小说写作者，其间的变化是对知青时代的生活在认知能力上有了新的进步。一九七四年的作者作为知青，与早期知青不一样，知青运动这时候已进入了溃败期，原先笼罩在知青运动上面的所有的神圣性都脱落消解了，作者所亲眼目睹的知青和知青生活，实际上已是一批青年流放者无奈的挣扎，他们已亲身将这场运动最后演变为反叛与逃离，沉沦与毁坏，演变为一个巨大的人生黑色幽默。这样一种事实，无疑沉淀到作者个人经验之中，成为她现在重新思忆的内容，并且最大限度影响了她对知青运动的认识。为什么不能够忘怀七十年代中国后期知青生活，那是因为这里面显露了中国知青运动最为触目惊心的真相，回头再看当年事实，由于时间的过滤和沉淀会更加看得清楚透彻，而在理性的思虑中越能清理掩盖其上的各种杂质发现它的客观存在。关于七十年代后的中国知青运动，业已消失了“神圣回忆”，代之以“傻×劣士”，这是作者作为亲历者在二OOO年代写作中清醒的观点。这个观点将作者带离了“历史现场”，并促使作者从“亲历者”的叙事立场隐退，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从写作角度上说，这种隐退是被动的，是由非叙事主体的客观要求决定的。既然事实早已客观呈示，“亲历者”的仿真声音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个人经验无论多么直接和重要，但小说叙事却需要越过个人经验重建想像空间，以容纳那越来越在艺术中生长壮大的真实，也就是说，当出现在小说中的“方圆四十里”作为一个想像空间时，一九七四年后的中国知青生活在写作者冷峻的旁观之下无所阻隔地展现了它全部真实内容。它们在中国北方的“锦绣公社”，在那里的知青点马脖子山、烧锅、团结七队、乘降所后屯、锦绣四队、荒甸子、田家屯七队、柳条沟，在那些表情相同、语言相同、身份相同、气息相同的“知识青年”身上，所有这些构成的想像的历史，比起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得惨烈，真实得让我们惊栗让我们无言面对。
　　不用说，王小妮在《方圆四十里》中，以诗人的方式为中国知青时代重建了一个想像的荒原。它在地理图标上很小，但它的容量足以包含七十年代后中国知青的生态和境遇。在这块荒原上，无论男知青还是女知青，无论早来者还是后来者，无论身体强悍者还是软弱无力者，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都成为这块荒原里生长的荒草。亦如作者题记，“大地上从来没有过这样茂密、旺盛、不羁的荒草”。七十年代，中国大地原本就是一片贫脊荒凉，砂砾遍布，看不到哪里有沃土与肥料。你不可能指望这样的土地可以养育生灵。对大地的许诺和期待，其实是谎言与骗局。“知识青年”被流植到这块土地，他们亦是干瘪不良的种子，只不过在一种政治蒙昧主义、一种虚幻的理想主义之下，催化发芽，胡乱生根。从他们的生命与这块土地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天，就形成了那个时代巨大的生命荒原。命运无可避免地让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成为人类的荒草，大地越发显得荒凉。我们曾经以为人类的青春生命是高贵和神圣自由的，我们也曾经为了高贵的神圣自由的青春生命而对人类满怀希望，又怎么能够想到仅仅出于一次肆无忌惮的利用，就让所有这一切都荒废了、牺牲了。而且，又怎么能够想到，拥有这青春生命的整整一代男男女女，就那么在绝望中轻易地放弃了自己，放弃了生命的尊严，成为告密者、投毒者、虐人者，自虐者，沦为人类玩世不恭的弃儿。但这些在七十年代发生了，它说明我们犯下过愚蠢和罪行。这是我们自身的愚蠢和罪行，作为人类，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失去了责任，我们制造了我们的荒原。小说如此将对中国知青运动的追问，指向我们自身的历史，并非要求我们个人承担道德责任，因为这是人类的命定，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存在，只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国，在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是用一种特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当作者写下这些“知青”的名字:陈晓克，杨小华，李英子，沈振声，郭永，姚建军，唐玉清——并为他们取了一个共名:荒草，我确信作者的写作充满了对同代人，对几千万流落大地的中国知青，对自己对人类对生命的深深悲悯。
　　以悲悯之意，回答荒原，这就是《方圆四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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