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

　　　　　　　　　　　　　　　　　　　——王小妮《方圆四十里》的启示

　　《方圆四十里》是诗人作家王小妮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它有着高度个人化的揭示生存和生命的深度，以及独特的叙事技艺。按照通行的题材划分，这是一部“知青小说”。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很少能够重温过往“知青小说”所提供的那些主题类型和故事模式，我们面对的是一部以全新的姿态出现的重要作品。在我看来，小说这种文体，首要的意义和趣味就在于真实，除了不计代价地揭示生存和生命体验的真实，小说几无好处。至于话语方式上的努力，只能以上述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估。王小妮的小说彻底让我服气，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同步到来的，它们都精确而有趣地达到了难能的真实性，令我低回徜徉，难以释怀。
　　作为知青一代的同代人，我对这类题材有着高度的敏感和兴趣，同时也有较为严苛的挑剔。知青题材小说创作的高峰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虽然这些小说中的上品也曾带给我一些感动，但内心总有一种拂之不去的遗憾，我心灵最深处的晦涩的角隅几乎完全没有被触动。在许多时候，甚至还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我们的经验被改写了，成为对主流话语的谦卑补充和服从。那时，知青小说不约而同地遵奉着“青春无悔”的模式，将历史命运的灾变，轻松地纳入了“受难但崇高”的自我精神美化中。这类作品不但没有逸出反而更有力地修复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故而获得了“同道”的合法身份。这种写作是顺役式的写作，作家或是自觉地，或是不期然中充任了遮蔽本真的生存经验，简化历史反思的角色。
　　《方圆四十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作者丝毫没有认同这个被主流叙述所指定的角色，而是坚持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言说。在这里，苦难就是苦难，它并未因堂皇的借口而显得浪漫和崇高。在方圆四十里的锦绣公社，遍布着身心劳瘁、衣衫褴褛的知青，他们没有希望地活着，没有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没有对当时体制的忠诚也没有反叛，因为低等的生存环境和命运颠踬使他们没有可能顾及这些，他们面对的只是千重万袭的赤贫和绝望。他们承受着这一切摧残，为活着而活着。作者真实地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特殊身份的人群和生存状态，使我们得以回到赤裸裸的生活原样中，感受心灵的震悚。而这种高度的真实性，是以往的知青小说未曾提供的。它带给我们新启示。
　　然而，作者并未因着揭示他们的苦难，而放弃对他们心态和行为的深层描述。按照以往知青小说的流行规则，“苦难”本身就具有可“升华”的价值，承受苦难的人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苦难似乎天然地通向美德。从骨子里说，这种意识等于是在为苦难辩护，苦难在此不但不是恶的，反而显得如此美好和纯洁。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肯定中，一段荒谬而野蛮的历史被赦免了，同样，一代人心灵和肉体的痛苦也被轻松地删除了。
　　而在《方圆四十里》中，苦难的人们没有被美化，也没有被丑化，作家如其所是地写出在苦难这一巨大的魔场中，人性的自然变异所带来的林林总总。这是这部小说给人以别样的深刻启示之处。
　　所谓“知识青年”，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名实不符的称号，这是连祖宗都会写成“祖中”，将《赤脚医生手册》当黄书看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爱干不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知识青年，识字不多，吃了八碗，拉了一锅”。这是小说中出现的“反标”，但它们却真切地道出了这一称号的内在真相。在我们熟知的知青小说中，主人公不是有着完备的红色选本文化教育，就是有着小资产阶级文化趣味，总之，当真有“知识”。然而，这种“落难秀才”式的形象，根本不能代表当时知青的普遍本质状况。王小妮作为以高度真实为写作圭臬的作家，几乎第一个呈现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一群因受蒙昧主义教育，而心智残缺不全的青年人，当他们突然被抛入苦难的底层，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因苦难而道德升华？因屈辱而显示纯洁？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也是残酷的改造机制对人的漠视。作家良知的底线决不认同这种主流叙述。正如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末美化苦难及其后果，同样是野蛮的。越美，越诗意化，越野蛮。
　　苦难和绝望既给这些青年懵懂的人生覆盖上阴影，也像催加剂一般猛烈改变了他们的人性。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会看到苦难中狂暴的残酷和野蛮。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陈晓克、金榜、杨小勇、铁男、李火焰、郭永……如此等等，无不是虐人与自虐，被害与害人的人。低劣的生存环境，绝望而无告的人生，使这些知青激发出了人性中最原始的粗鄙冲动，他们热衷于斗殴，说脏话，戏弄弱者，偷窃，无来由地随时施暴，强词夺理地制造仇恨的口实。他们不但在对同类的威慑中获得野蛮的快感，而且还在虐杀动物中得到血腥的变态满足。陈晓克对小红，很难说有最低限度的爱，只是由动物本能制导的生理宣泄，其中残酷的性别歧视令人震惊。而郭永对王力红的肆意侮辱，则连性别歧视这一丑陋“文化”传统都谈不上，只是彻底的野蛮本身。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王力红又怎样呢？为了回城，她做出了更为令人发指的事，诬告村里最忠厚老实的农民李国箱强奸她，使李遭枪决。另一位有大姐风范的善良女知青杨小华，甚至在最后的绝望中投毒，让烧锅集体户全部死亡。小说中遍布着这些噬心的情境和细节，且让我们随手抽出一段——乘降所后屯的两位知青在砍伤人被押往公社时是这样表现的:
　　“两个人心情格外好……像领袖阅兵一样，两个知青朝乘降所后屯的田野挥手，天空和大地都耸起来，接受一辆四轮拖拉机的检阅。两个年纪轻轻的人向四面八方的庄稼地忙着致意。
　　一个知青说:咱这样像谁？
　　另一个知青说:像毛主席。”
　　作者就是这样在冷静的叙述中，揭示出人们麻木而残酷的真实的。
　　但不要简单地认为王小妮是在做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她的用意还在更深刻的地方。一个真正杰出的小说家，应当透过事物的表面，勘探其不为人所关注的生存的真正底里，将之置于犀利的光照之下，避免使真实的存在陷于被遮蔽乃至遗忘中。小说之存在的惟一“理由”——正如昆德拉所说——在于发现那些只能经由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一点真相，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是小说惟一的道义。正是这种深入生存真相的写作伦理或曰一个优秀作家的承担意识，使王小妮在书写苦难中的残酷与野蛮时，没有停止于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继续深入到了产生它的生存境况的核心。
　　极为恶劣的社会大环境和具体的贫寒生活，是这些知青滋生残酷和野蛮的温床。他们是受仇恨教育长大的一代，文革彻底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精神已深深植入了他们的意识深处，社会总体的施暴结构对他们而言就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这是些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青年人，在他们刚刚懂事时，面对的就是铺天盖地的揪斗，横扫，酷杀，武斗，流放，“打翻在地”，“炮轰”，“油炸”，“绞死”……这种残暴和仇恨，在文革期间绝不仅是少数恶人的专职，几乎是大多数社会成员义不容辞的“革命行为”。这些恐怖行为据说是为了维护整体社会的光明和崇高理想，那么施暴者不但无罪，反而是表现忠贞的必需方式。小说中的知青并不是红卫兵一代人，没有“誓死捍卫”、“战斗到底”、“其乐无穷”等正义幻觉，但他们从人生姿态上却无法不强烈地受到暴力社会的影响——人与人，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如何证明自己是征服者？只有从被征服者身上证明。因此，文革是一种残暴的社会化的普及，是对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善意情感的彻底中断，它已内化为几代人的心理结构。从受虐者的卑弱无助中得到自我强大的幻觉，这是小说中某些主要人物心态的共相。作家以精审的控制力冷峻地书写了散布于日常生活中的粗暴、施虐、凌辱等，几乎不加直露的评议；她并写出了野蛮实施者天真直率的一面，和施暴时快感及嬉戏性。她启示人们:如果连残酷和野蛮都成了可笑的游戏，那末整个社会和人心究竟发生了什么灾变？
　　然而，作者的笔力还要向更深层进掘，小说充分描述了这些知青度过的一个个近乎原始性的赤贫日子，他们处于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的状态下，超量的体力劳动，菲薄的“收入”近乎乌有，冻土地带严酷的环境，散布于每时每刻的孤独和绝望，恶劣的生存条件使他们有一种向原始人的退化，有着动物般的形貌举止和心态，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部小说里没有人物的外貌描写，我有意消解它。当我回想起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语言、服饰、环境，包括陈设几乎都是一样的。留下来的是一团强烈又怪异的气息”。在这种环境下，这些知青只有随时用出一切最残酷的手段，才能勉强抵御被再剥夺的恐惧和重重袭来的绝望感。用野蛮来对付野蛮，用威胁来对付威胁，这是必然的对野蛮社会和文化的小型复制。当我们看到书中诸多残酷和野蛮时，奇怪地我们同时看到了残酷和野蛮者内心的荒寒、无告甚至无辜。对金榜、杨小勇、陈晓克、李火焰、马列等人，我还有某种敬意和会心之处——他们至少比那些以堂而皇之的崇高名义为借口来施暴的社会体制及人们来得真实，他们从不自诩为“神圣价值”的捍卫者；他们似乎早勘破了“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谎言，本能地质朴地以野蛮来对付更野蛮的时代，类似于以恶抗恶的大顽童。这种生存的根柢被作家深刻的笔锋连根掘起，它与我的沉痛经验、经历完全吻合，而这些是以往的知青题材小说没有表达过的。当我们回顾那些知青题材的名作时，我们想到的是那些落难的红色贵族，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拥有内在的个人精神世界的准“艺术家”……如此等等。一场历史的劫难，几千万平民出身的青年人的苦难青春，那些深深刻入身心的伤痕，被轻易地改写了，他们都被迫沦为无名的“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话语表达权，也没有人来负责地描述他们更遑论反思和申说了。可见，主流叙事是改写的“历史”叙事，主流知青文学是在被权力话语“批准”表露的框架内做出自己的身份（伪名）指认的。就知青题材而言，我认为王小妮的《方圆四十里》一反主流叙事，深入而生动，特具深刻的正名价值，称得上文起当代之衰。
　　与内容上的对主流叙事的超越相应，《方圆四十里》在叙事方式上也是别开生面的。作者将故事设定在特定的空间——方圆四十里的一个公社，和特定的时间——一年的四个季节，穿插叙述了八九个知青点发生的故事。但作者并未人为地编造风云际会的宏大生活画面，而是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讲述了知青们生活的故事和别具意味的日常生活细节。这种带有“叙述的历险”意味的“反长篇常规结构”方式，我称之为“磁场式结构”。王小妮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说:“真正的生活本身经常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它们常常自然地散布、发生着。特别在那个年代，生活中充满了不可知。那是一段相当混沌全无条理的生活。”我之所以将之看做“磁场”，是因为这些表面上互不关联的故事，却有着更内在、更紧密的呼应，像一个正在共振的磁场，有着强烈而连贯的内聚力。在此，以往长篇小说惯用的线性结构被消解了，作家因此而能得心应手地写出一批人的群像，更有力地揭示出当时的生存氛围，引发我们对那个年代最真实的记忆或感受。小说文本中遍布着饶有意味的情境和细节，但当读者将之依次读过，获得的却是更完整的“方圆四十里”在共时运动的印象。作者说，“设置一百二十六个小段落，每段有相对独立的情节，看起来是散的。但是以我的理解，正是自然散碎的东西推进着我们充满变数的生活。”这种结构意识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还体现了作者对整体主义机械因果论，及其由此建立的结构模式的质询。可见，作家并非为颠覆常规而颠覆常规。颠覆的发生，是由于常规的长篇小说模式已无法准确有力地表达她的内容。通过颠覆才能建立更为有效的表达方式——说到底，这部优秀的作品内容和形式是相互选择相互发现的，“舞蹈和舞者不能分开”。当然，更值得称道的是王小妮的语言，作为诗人小说家的作品，我会从每一行感到她语言的简劲、鲜润，在淳朴中蕴含着的迷人的力道。她几乎只用基本词汇写作，但这些素朴的语词都被她组合得踏实又腴润，淬砺又似脱口而出，单纯又有着让人深入玩味的细密纹理。她写出了货真价实的“汉语小说”——汉语内部复杂的韵味，汉语充满活力和魔力的血色素，汉语审美的高傲，经由作家之手汩汩而出。我本来想在文中摘引几段，但最终是难以下手，因为其精彩之处比比皆是，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品藻好了。这部小说不仅是优秀的，我认为，它还是面对世界的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作为杰出的诗人，王小妮早已名满天下，我相信，《方圆四十里》的出现，将使她卓立于小说界，跻身于一流汉语作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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